朱学勤：父子之间，很多话不知如何开口

 

父子之间，很多话不知如何开口

父亲对我的家教，就是这样在“正能量”与“负能量”之间徘徊，这也是我自己做了父亲之后的纠结。已经看到的真相与思想，即使说，什么时候对孩子说，说到什么程度？

“枪声一响，爷娘白养”

我出生于1952年上海一个工人家庭，母亲没文化，父亲喜文墨，会几笔书画。后来才知道，他小学四年级即辍学，是靠自学成才，炼成一手字画，脱产担任工会宣传委员。从五十年代初到文革结束，父亲工资没涨过，大饥荒时响应号召，自己降了一级，从80减到75元，那时母亲也上班，孩子少，日子还过得去。

星期天早上，父亲躺在床上翻《解放日报》中缝，那里有小孩看的“早早场”影讯，见有中意的，即让我带妹妹去看。如无中意，也会掏出零钱，嘱我带妹妹去街上把小皮鞋擦一擦。记得那时我和妹妹各有一双小皮鞋，棕色的，高帮，咯噔咯噔走，很神气。

父亲有一辆自行车，有时带我们去街上吃早点，我坐前面车杠，妹妹坐后面书包架，他就那么推着走，一男一女，大概他也觉得很得意。那时物价多以“分”计，早早场电影“五分”，小孩擦皮鞋“五分”，阳春面“八分”，小馄饨稍贵，“一角”。出门坐三轮车，也不过两、三角钱的样子，苏州河那几座桥在我眼里比今天高大峻陡，工人蹬着很吃力，父亲下来帮着推，我就从妈妈膝盖爬到父亲的空位上，返身扒着车背看他推，小眼瞪大眼。

（苏州河上外白渡桥）

孩子眼里看到的社会只有很小的一半，另有一大半父亲是掩在身后，不说。成年后听母亲有一搭没一搭地说，才知道在他们的记忆里，那一半有忧虑，有害怕，还有惊惧。1950年她刚从乡下嫁过来，还未完全融入城市，街上不时传来警车抓人的声音，一听那声音，小孩就喊“强盗车来啦”，疯跑到外面去看，她一听见就害怕。

有一次我爷爷对她说，“你也要个思想准备啊，下次就轮到老大啦（指我父亲）”，她不明就里，吓得哆嗦，楼梯都下不来。现在知道，那是“镇反”大逮捕在城市中营造的恐怖气氛，以致人人自危。

毛泽东答复华东局请示报告曾厉言批示，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杀人太少，要多杀！（注1）我居然是在这样的时代诞生于一个“多杀”的城市？后来读霍布斯生平，说他诞生于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来袭，满城惊恐，他母亲因惊惧而早产,方有所悟。霍布斯成年后为何那样写作，为何将新型国家命名为《利维坦》，这和他童年记忆、甚至胎中记忆有关。

注1：参见尹曙生：“毛泽东与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炎黄春秋》2014年第五期。

什么是潜意识？本人尚未形成记忆时被写进的心理基因，也称“胎教”。他本人不自觉，但此后的写作基本上是早期记忆的注解与释放，无可救药。我后来总结50年代是“刽子手与诗人共同统治的年代”，也理解王蒙的“青春万岁”，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记忆。但实在厌恶那样的煽情诗句——“所有的，所有的日子都来吧！”所有的日子都可以“来”，但不能以偏概全，尤其不能以“诗人”盖住另一半。

我记事较晚，有一块铁渣渣沉淀在记忆底部，似乎是个标记。那是1958年大炼钢铁，街上有各种小高炉扔弃的铁渣块，我不知从哪儿捡来一块，不与父亲说，就蹲在一个犄角旮旯，闷着头将那东西翻过来掉过去地看，怎么也看不明白。

那东西奇形怪状，有点像父亲喜好的假山石——“瘦、漏、透、皱”，却又铁冷生硬，不符合儿童视野里能见到的天然物品，也许因为后一点，我蹲在那儿盯着那东西看，琢磨很久，最终还是放弃。孩提时候的玩具都忘记了，这块不是玩具的“玩具”却印象深刻，这大概就是我好钻牛角尖的开始。

那时城里也办过街道人民公社，还办街道食堂。大食堂不知为什么解散，各人回各家，苦日子就开始了。大城市还不至于饿死人，但口粮锐减，搭配红薯、麸皮面，南方人叫山芋、黑面粉。现在时兴的麸皮面疙瘩、红薯，小时候都吃过，而且是吃得害怕，留下心理障碍，现在再怎么宣传也绝口不碰。

那时中小学还流行培养小球藻，就放在厕所尿槽里，现在知道这也是用来填饥的东西，那时不知道这玩意有什么意思，小男孩一下课就盯着那一排桶尿，还比赛谁尿的准，正中校方下怀。

家里的填饥物则是豆腐渣，搭配胡萝卜，奶奶不知从哪儿搞来，就放在饭锅头上蒸，隔三岔五地蒸，一股药腥味，难以下咽。那也是吃伤的东西，现在都成了健康食品。

如今孩子不可能对社区粮店有印象，那时我们放学走过弄堂口粮店，都会张望一下，店里有块小黑板，上面写着米、面、薯配给比例，常有变动，小黑板连接着每家每户的锅与碗。

有一个日子至关紧要，真像刀刻一样，现在想忘也忘不掉，即每个月的26号：从这一天起居民可以买下一个月的粮，提前四天。奶奶好像连一天都等不起，没到这一天，就念叨还有几天，26号一到，立刻让我跟着去粮店，把下个月的粮买回来，似乎真到了“家无隔夜粮”的地步？卡车来粮店卸粮，麻包扛完后，车底板总还留一些残屑，男孩们就站在卡车旁边等，一看货卸完，立刻跳上去哄抢，打成一团。

此外还有两个细节，可以贡献给今天的文学家？过年时去父亲单位看他们演现代戏叫《一支枪》，不外乎老乡掩护新四军，军民鱼水情，演到那个女主角偷偷煮烧饼喂伤员，一边搅调羹一边唱，孩子们就像听到口令，刷一下全体起立，伸长脖子，盯着台上那只碗看。回来路上还要争，那碗里是真烧饼还是假烧饼？最后达成“共识”（其实是渴望），一致认为那是真的，于是就产生今日网语所谓：“羡慕、嫉妒、恨”，一起流口水。

邻居家有七个孩子，晚饭后抢着洗碗，尤其要争着洗那口粥锅，鸡吵鬼喊，声声可闻。后经大人介入“政治协商”，规定一人洗一天，一周一轮换。那不是学雷锋，而是抢锅底残留的那一点粥汤，曲起小食指，兜底一刮，再那么一舔，那个美味！

我们这一代普遍不长个，就是因为那几年饿的，营养不良。我还算好，没耽误长个，是靠父亲、爷爷重男轻女，从自己的口粮中一口一口省下来，有时还悄悄带我出去吃个烧饼、面条什么的，至今我妹妹说起，还愤愤不平。父亲那时就演那个新四军伤员，却说他在后台排练时饿晕过两次，小腿上一按一个坑，浮肿，可见那烧饼是假的。

（50年代，上海市武宁路小学学生在校门口合影）

我虽小，但也能感受到人心浮动，社会不安，用今天话来说，即“维稳”形势严峻。老人们总在传言哪条马路上有人被“剥猪猡”（沪语，遭抢劫被剥光），哪条河道漂出无名浮尸，天一黑，就不许我们出去。街上不断出现枪毙人的布告，红笔一勾，人头落地，体育老师比较糙，如此评论：“枪声一响，爷娘白养！”

我有一个从家乡失学流窜出来的同龄玩伴，他教会我一些乡下儿歌。后来学历史，才知道那是历朝历代都会出现的“荒岁歌”，成年人道路以目，不敢言，孺子却在城乡道路旁唱，皇帝听见都害怕。“大跃进”之后上海地区流传的“荒岁歌”也这样，都很反动。然童言无忌，我们或私下唱，或在放学回来的路上扯着喉咙喊，其实是瞎叫唤。尤其是下面第三首，跺着脚齐声喊，还要拍着屁股后面的书包“伴奏”，很有节奏感。现在权当史料，辑录如下：

莫激动，激动要变长方形的马桶。（注2）

共产党、毛主席，拆散多少好夫妻。（注3）

谁放的臭屁，震动了大地，穿过了彼得堡，到达了意大利。（注4）

注2：宁波口音，以谐音影射，估计是从溪口蒋介石家乡传来？

注3：苏北口音，过于直白，只敢背着老师、家长私下唱。

注4：国语，穿过了彼得堡，指“批苏反修”；到达了意大利，喻“论陶里亚蒂同志与我们的分歧”，陶氏时任意共总书记。这么复杂的寓意，孩子不懂，估计有长胡子的人在阴暗角落里教，是从北京传来？只有那地方的人有政治情结，而且关注理论。后来听说此首童谣流传极广，直至东北，到70年代，长春的孩子还在传唱。

2.“学文科不是犯罪，就是受罪”

我1960年进小学，因长子开蒙，父亲又重视教育，全家出动，去南京路永安公司买书包、铅笔盒，我还多要了一块小黑板。此后他不断与我讲他少年失学、又渴望上学的故事，说有一次他从马路上捡回一片彩色字纸，上面有招募图画，以为可以免费上学，高兴极了，爷爷告诉他，那是教堂的传单，人家是招募义工！一下子跌入冰窟窿。

我上学不久，有一个女老师姓钱，对我很关注，老打听父亲在哪儿，现在怎么样？回来与父亲一说，他回忆起那是他辍学前的同学，就坐一张桌子啊，还是校董的女儿！想不到她今天来教我儿子了？开家长会时他特意去看望了钱老师。我估计父亲那时的心情，只恨没听到90年代才流行起来的那首校园歌曲，高晓松填词谱曲：《同桌的你》。

三年级前，父亲给我订《儿童时代》，三年级后订《少年文艺》，一直到文革前家境渐窘，他停了自己的《解放日报》，也没有给我停这份杂志。《少年文艺》我曾经拥有全套，现在很怀念，却被弄堂里的孩子东借西借，一本都未留下，但无形中给我形塑文科偏好，再难散去。

从那时起，父亲开始带我去南京路“朵云轩”看字画，一笔字、一张画反复琢磨，还要在手心临摹，一泡就是一个星期天下午。这就苦了我，年龄小，看不懂，耗时间又长，遂起厌腻，以致我很长时间对字画古迹、文人情趣格格不入，就跟吃红薯吃伤了一样。

（《少年文艺》创刊号封面插图）

那时电影院新片公映，会提前给各单位宣传干部发两张招待票，免费，父亲即带我去。早早场电影不看了，跳过同龄人都爱看的少年电影，一下子进入成年人阶段，又造成一个反差。

很多同龄人看过的如《七十二家房客》《三毛学生意》，父亲不屑。他厌恶本地滑稽戏，认其为油滑、低劣与地域偏见，充满上海人的恶俗气，格局狭小，一如他后来厌恶赵本山；同龄人从未听说过的那些西方译制片，如《木木》《复活》《天堂里的笑声》，很“小众”，他却在我不适宜的年龄带我去看。

他尤为欣赏老舍和北京人艺的《茶馆》，认为那才是舞台艺术，大气。三十年后这家剧团来上海首演，我咬咬牙给他买美琪大戏院前排居中最昂贵的座位，他那个高兴，还特意在演出前与演员攀谈了一会儿。

但他不知道我少年时的尴尬：那时与同龄玩伴聊戏聊电影，我看过的他们闻所未闻，他们耳熟能详甚至能模仿的我都没看过，双方都觉得怪异。这种教育带给我的面容显老，与年龄不相称，看上去比同龄人大几岁，以致高年级同学称我为“留级生”。因为老得早，成年后反而不显了，于是自嘲为“水洗布，自来旧”。

还有两件事，对我正在形成的“世界观”也造成“负能量”。

一是爷爷得罪本单位官僚，被克扣了两级工资，从六十元降到四十八元，这在今天微不足道，但在60年代初不是小数。父亲不服，给各级机构写申诉，一直告到上海市委、华东局。但他毕竟是干部，知道这种告状信最后还会落到被告状的官员手里，一旦辨认出字迹定会打击报复，于是他将这些状纸修改定稿，交由我誊抄再发出。

这对一个小学生是苦役，往往要抄一个星期天，我就这样记住了柯庆施的名字。那么小的年龄参与“信访”，成了“上访户”，这对一个孩子心灵会带来多大影响？（注5）

注5：两个月前在上海见80岁朱正老先生，问杨小凯生前多次提及他在狱中的启蒙者刘凤翔，后人后事如何？朱正57年在长沙，恰好与刘凤翔同一报社，还一起打成右派。朱先生说起刘凤翔逆境中再婚，牵线者是一个十岁左右小女孩。那孩子为家中冤案上访，冒险进京，一定要见毛主席，结果见到陈伯达，后者接过状纸并承诺：“毛主席不在家，他回来后我一定代你转交？”那时刘凤翔也在京上访，认识了这个小女孩，是刘凤翔帮这孩子写的状纸，进而认识她全家。此后，是那孩子在自己母亲与刘凤翔之间牵线，竟成一段姻缘，亦为奇事。

另一件事是父亲有个表弟，政治上积极，性格上倔强，一巴掌能把家乡来逃难的生父（地主）呵斥回去。单位里动员职工“除四害”，冬天也要打苍蝇，他发牢骚抵制。于是开除团籍、公职，发配至四百里外的安徽劳改农场，也是不断申诉，父亲暗中协助。1961年他在那里啃树皮过活，捡了一条命，也不知用什么办法逃离劳改农场，昼伏夜出，步行四百里，潜行至上海，入夜来敲门。

门开处，老哥俩惊认、相认，抱头痛哭；灯光下，表叔囚首垢面，饿得脱了形，背上还长着个大疮，那样子恰如电影《归来》一开场陈道明扮演的逃犯，有过之无不及。他们怕惊动邻居，用旧报纸把电灯泡裹起来，交头接耳说了一夜话，就像地下党。那天晚上我被惊醒，躺在被子里假装睡着，他们说什么我记不住，也未必听懂。但人间有官僚，官僚会害人，这样的印象有如烙铁烙在一个少年人心底，再也抹不去。

（《归来》中的陈道明）

如此耳濡目染，与我在学校接受的正面教育构成强烈反差，会造成什么后果父亲也许没有估计到，或者估计到了，估计不足。从三年级起，这些“负能量”就开始在我心里“发酵”，屡屡犯事。那时课外作业不重，下午有大块时间自由支配，同学们疯玩一阵，也会去学校附近的棚户区瞎转。我指着穷苦人居住的“滚地龙”窝棚，模仿当时党报上开出的一个长期栏目“在资本主义大墙下”，却是反过来说：“看，这就是社会主义大墙下！”

这就是我“恰同学少年，挥斥方遒”的开始？其实是人生识字闯祸始。

那一年命题作文，我将老师定下的题目划了大叉，大叉下又另拟反题：“评我班三好学生评选”，以幼稚笔触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与主旋律不合，公然犯上，应该严惩。但班主任庞老师教语文，她对我偏爱呵护，竟給了一个“良”，没有惩处。现在想来那是我人生最早的岔路口，如果庞老师能将“动乱因素扑灭在萌芽阶段”，也许就不会有后面的事发生，我还有药可救？

后来年爷爷病逝，父亲悲愤难抑，做了一件很冲动的事：披麻戴孝，将白纸挽联糊上了单位党支部书记的办公室。这在当时可谓造反，大逆，肯定记入档案内控，成为他后半生难以升迁的政治障碍。

那一年我初小升高小，受家中气氛感染，期终大考闯了一个祸。在“难忘的一件事”这一命题下，我没有写“好人好事”“春游”“秋游”，而是写生活中的阴暗面——爷爷含冤去世，全家笼罩在悲愤压抑中。写得还很长，分出“一、二、三”小章目，煞有介事。

那时校园氛围已经很紧张，老师们下班后不能走，加班加点学“社论”，“突出政治”，一个个面容严肃。庞老师看到我那篇“文章”再也不敢做主，上交校长判卷。结果我又碰上好人，那校长是民盟委员，60年代初还戴金丝眼镜穿旗袍，有点“民国范”。她看完后居然也给了一个“良”，放我过关，没有留级。

但庞老师想想不敢大意，也许是校长的交代，她写信给父亲，郑重其事约他星期天去她家谈一次。那时家访很寻常，但都是教师来学生家，反过来约家长去教师家面谈，则从未听说过。父母穿戴整齐，像去开什么严肃会议，乘电车去市中心庞老师家。

那个下午我忐忑不安，等父母归来，准备挨训。父亲回来一言不发，但从脸色看，他们谈得很不轻松，估计提到了那个年月成年人之间谈虎色变的“反右”？因为父亲把老师约谈的信交给我，那上面有句话很严峻，难以想象是出自那样温婉的女教师之手——“你的儿子长大后，要么是个大有益于人民的人，要么是个大右派”！

我自己一看这话，也吓坏了。那时我未必知道什么是“右派”，但从老师非此即彼的口气猜测，后一句意味着很可怕的下场。奇怪的是，发生这么严重的事，父亲对我并未惩罚，估计是庞老师问了他平时的家教，他也在自责？父亲将那封信交给我保存，我放在贴身小口袋里很多年，直到文革大串联才丢失。

三十年后我也做教师，从外地回上海，费了很多周折终于找到庞老师，带着儿子去看她。那年她年逾七十，一眼就认出我，说她从教五十年一直惦记的学生就是我，始终放心不下。她也记得有这封信有这句话，其实前半句未必，后半句似被她说中，那真是刀刻火烙，刻烙着那一代人二十年的惊吓与惧怕。

父亲对我的家教，就是这样在“正能量”与“负能量”之间徘徊，恐怕很纠结？这也是我自己做了父亲之后的纠结。哈姆雷特开场曰“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那是经典。但在中国这种灰不溜秋环境下，只能矮化为：“说，还是不说，这是个问题。”即使说，什么时候对孩子说，说到什么程度？也同样让人为难。

我儿子上小学时，我们夫妇俩曾背着他认真讨论过这一问题，最终决定到他上中学时开始说，循序渐进说。但在他五年级时，官方所言“政治风波”发生，我的处境恶化，蔓延至他所在的小学。两个穿军装的人在老师、同学注视下，把小孩从教室里叫出来盘问：你父亲在家说了些什么？这就打乱了我们的循序渐进。社会事件横插进来，穿上制服对一个十岁男孩喝问：“说，还是不说，这是个问题！”我们不得不跟进，提前两年开始对他说。

到他考大学那年，一听他执意要报文科，我又后悔，一时难以说服，情不自禁，对他说了徐复观身为思想家、史学家，一连阻止他四个孩子报考文科的故事。徐复观大概也遭遇同样的难题，而且是逼急了，不得不言：“在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时代，学文科不是犯罪，就是受罪！”

我引徐氏言，实在是急不择言，该说的说了，不该说的也说了，连底线都说破了。不料初生牛犊不怕虎，他不仅不服，还把这句话写进高考第一天第一场的作文，回来还很得意，说今天命题作文，恰好趁手，写进了这句话！这一下把我吓坏了，吓坏了还不能说，说了怕影响他后面还有四场考试。

他是该死未死，侥幸脱险，可能因为那一年上海考生剧增，判卷量太大，临时抽调了很多高校教师去。也不知道是哪位同行看到这一卷子，甚至可能是我复旦师兄、弟，猜到其父是落难同窗，心有戚戚焉，遂将枪口抬高一寸，放犬子过关？

孔子遗教甚多，宏观论政不过尔尔，我向来瞧不上。但有一句人事微观，让我心服口服：“可与言而不言，失人，不可言而言，失言。”那是两千五百年前的古训，先秦上古，人与人不是密集交往，动如参商，他怎么会有如此精细的分辨率，分辨之后又在两难之间纠结？今人赞佩此言，多为成年人平辈交往的苦恼，如鲁迅那一“豪猪间距及其刺”的名言。孔子当年也多半如此？

但我以为这是个家庭教育问题，失言还是失人，首先发生在两代人之间？网上曾讨论顾准生前对孩子教育的失误，他是出于爱子之心，刻意隐瞒已经看到的真相与他真实的思想，为避祸，不忍对妇雏言，以致上下两代人精神隔绝，终成悲剧。顾准尚如此，千千万万如我之普通家庭则更感为难。现在的情况好一些，即使为父不言，孩子们在网络上也能看到，但问题还是存在，估计还要传代，真不知还要传多少代？

（顾准，1915-1974，被划为右派后，顾准的子女与他划清界限，“生不再见，死不相别”。）

我三年级入队戴红领巾，那一天父亲很高兴，把中队副、学习委员这些“正面符号”看得很重，以后陪他出门，都要我把红领巾、两道杠佩戴好，恨不得把队旗都给他扛上。星期天还这么穿戴对一个女孩问题不大，对一个调皮捣蛋的男生，心理上那股别扭，今天还记忆犹新。

其实我少年时的“职务”就停留在这一级，一直升不上去，因为打架犯错误，还曾撸掉一道杠，降为小队长。有时候他心情郁闷，也会把我当倾诉对象，说些政治不正确的话，今天看来是没什么大不了的牢骚话，但他很紧张，说完又自言自语，又像在叮嘱我：“不能说，不能说啊，说了就是对现实不满。”他都说了，却又让我不说，纠结到什么程度？我那时似懂非懂，只能闷着头琢磨什么叫“对现实不满”？

1966年文革开始，我小学毕业，按理不能参加大串联。父亲请邻居家一位高中生带我出门（即那位抢着刮锅底的仁兄，待我很好），给我五元钱，说还是要出去“闯闯”，“经风雨，见世面”，可见他又很正统，紧跟“正能量”。

我们一路南下，到了五羊城，五元钱早就花光了，在接待站吃饭、看病只能打借条，签我自己名，单位则写那位高中生的学校，不能署小学名。巧就巧在第二年，我们这届小学生按照居住地分配，正好进了这所中学，广州方面将此借条寄过来清账，还真寄到了。父亲二话不说，认账还钱，我记得有二十几元，当时也不是小数。

（大串联乘车证）

1968年春，是我进中学第二学期，因为读野书、读闲书，终于闯下塌天大祸。当时高中生们私下传阅香港版《金陵春梦》，我也挤进去排队看到了，半懂不懂，只学了书中蒋介石的宁波口头禅到处说，还到处写，今天叫“后现代涂鸦”。一不小心佛头着粪，前面同学已经写好“毛主席万岁”，我胳膊肘压着没看见，提笔就在上面写三个大字“娘希匹”，扔下笔即走。

第二天这张讲台就被抬进专案组，上面有反动标语，要破案，公安局警车也来了。我很快去“自首”，是无意不是有意，但还是定性为“敌情内处”（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差点没逮捕。这一下塌了天，父亲大怒，再不鼓励我多看书、读闲书，而是将我的小书箱撬开，不管正能量、负能量，一把火烧个精光。

水火无情，那次溺水应该把我溺死，当死未死，是有两个人暗中同情，施以援手。一位是我班上的辅导员李敏，她也对我有所偏爱，事发后找我谈话，勉励我不要消沉不要背包袱，说着说着她自己也掉泪；与此同时则去找她当时的恋人高中部正掌权的红卫兵团长，两人私下商量，能护住就护住，不能将我推给公安局逮捕。（注6）

注6：四十年后，李敏见我追思李慎之的文章“危城别慎之”，追忆起她也是无锡李氏家族，与慎之那一支沾亲带故。慎之打成右派后，逢三年大饥荒，将女儿伊白遣散到无锡老家就食，李敏记得那时年幼，还与伊白一起玩过。2000年我被点名，慎之最后一次来南方，见上大校长钱伟长，夜谈甚洽，他们也是无锡同乡，谈到过我处境。这世界就这么小，一前一后，相隔四十年，李氏家族相继援我，似乎冥冥中有什么注定？

还有一位更神奇，是当时的工宣队队长蒋师傅。我毕业时他去父亲单位外调，一看档案竟是失散多年的50年代好友，回来后不仅没有把上述材料写进我政审表，还将我档案里的这一材料抽出来销毁了，这要冒多大的风险？

这件事父亲瞒了我多年，我一直蒙在鼓里，背了多年包袱。直到五年后，插队结束，招工开始，那个政工干部看过我档案，远兜远转，反复盘问一个家族深处的海外关系——你有一个奶奶的堂房弟弟在台湾，是否知道？我当然不知道。我知道的是自己有政治问题，却压根不问，好像他又不知道？回沪后问父亲，他到这时才把谜底说穿。

3.“你那个自由主义，危险哪！”

1970年初中毕业，69届是“一片红”，全部去外地，一个不能少。我选择去国家没有分配的兰考，母亲无论如何不同意，那地方太苦。是父亲说服母亲，还是让我去“学焦裕禄”吧，多吃点苦，也许能成人。临到火车站送别，他自己想想也流泪。父亲十来岁从乡下到上海谋生，受够歧视，自学成人，终于站住脚，想不到儿子到了这个年龄，竟还是离开上海下乡当农民？

其实我当时的动机也有两重性，既仰慕那里有一个高中生组成的集体户，很正统，好读书，同吃、同住、同劳动，远离小市民趣味，那样的集体生活吸引人，用今天的话来说，有点“高大上”；同时也是为了远离本校本届同龄人，他们都知道我写过反动标语，指指戳戳，到哪儿都要背着这个包袱。小市民趣味总是与政治压力交织在一起的，一走了之，耳根清净。

十五年后从北方回上海，不回来想回来，一回来却发现有隔阂。语言是相通的，饮食是想念的，连空气之湿润也是倍感亲切的，唯有心理不通，如换血型一般难受。隔阂就是十五年前那一步造成，人一生是否有过远行，尤其是从上海这种小市民大城市出走，对后半生影响甚巨。我不能不感谢父亲，尽管他没有想到我现在说的这些，但当年他同意我远行，关键一步没有拦阻，还助推一把，是他这一生对我最大的帮助。

农村那几年，父亲就当我还在身边，按我在校时的零用钱标准，每月一元，夹在信里寄，居然没有寄丢过一次。当时我那个生产队工分值处于历史最低谷，干一天四分钱，而且要到年底决算才能到手，父亲每月夹寄这一元解决我大问题：盐、邮票、晚上看书用的灯油，就靠这一元钱支撑过来。

为写这篇回忆，我让妻子找出当年记的一个小账本，那时她与我一个集体户。也亏得她记那么仔细，今天看看都觉得难以置信，也是以“分”计：油票8分，灯油1角2分，盐1角5分，偶有10元以上“大钞”，那是临到冬闲回沪，父亲寄来的路费。

有一笔10元零2角，竟然是我叔叔所寄，2角小票是我当时刚进小学的弟弟，说他也参加对我的支援！与此同时，父亲还按月给我寄“学习与批判”“朝霞”“数理化自学丛书”以及我要的其他书籍，所费不吝。

那时家里的经济状况已经一年比一年紧。父亲参加上海市干部慰问团，去江西井冈山慰问那里的知青，轮到他“上山下乡”了，抽烟从“大前门”到“飞马”，再到粗劣不堪的“阿尔巴尼亚”，一降再降。母亲在沪拉扯三个弟妹，节衣缩食，艰难度日。

父亲、长兄两个顶门柱依靠不上，小妹妹学费不能按时交，在学校里受老师的白眼。妹妹后来是当笑话说，为兄者闻之黯然。原来在我离家后，父亲一心供我自学，竟然连妹妹的学费都不能按时交？这在我们家是从来没有过的。身为长子，不能不感到愧疚。前年她女儿出国留学，我坚持要赞助学费。两个大人一谦让，小姑娘在一边疑惑起来：“大娘舅，你这是何苦呢？”我只能笼而统之说：“我欠你妈妈的，你还小，不懂。”

1972年招工进厂，零用钱不必寄了，但父亲还是按月给我寄上海出的书刊杂志，以致我周围的工友、干部都羡慕，到时候就找我借阅。后来那位老崔书记出差去上海，与父亲谈得来，还成了朋友。1978年我开始报考同等学力研究生，父亲成了我搜集自学资料的后方，无论要什么书，挖空心思也要找来，有求必应。有一次在福州路旧书店看到有人要出手文革前本科历史教材，是我需要的，他居然跟着这人走，盯着要，一直跟到这人家门口，以高于书店收购价买下。

我那几年也背运，三年考四次，每一次都发生事故或故事，最后一次愤懑之极，掷笔废卷，不想再考。父亲给我写了一个小条屏，让我立在书桌上：“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他激励我再考，抓紧时日，连过年也不必回来。

（描绘恢复高考后青年复习备考的油画《1978年·夏夜》，程丛林作）

我是“不过江东”了，但弟妹告诉我，那些年父亲每到年三十就不高兴，为一点小茬口就发脾气。家人知道为什么，屏息敛气，陪着小心过年。最后一次考上，按父亲约定什么都不必说，接到录取通知时，发七字电文即可：“捷报归来当纸钱。”他还真拿着那张电报纸，到爷爷遗像前点燃，算是还了心愿。直到这时候，我对父亲的“文人字画”“文人情志”才有了一点理解。（注7）

注7：父亲这种文人性格，后来还做成一件事，值得补注。80年代初，两岸民间交往解冻，他去苏州寒山寺游览，遇一台湾旅行团，遂有攀谈。父亲说：“我有个舅舅在台湾，失散多年，也不知是否还在人世。”

对方问姓甚名谁？父亲说出名字，一台胞惊呼：“哎呀，那不是我们街坊杨爸爸吗？天天见的啊。”父亲喜出望外，弯下身，即在路边垫着膝盖草书一封，托他们带去。我们笑他一厢情愿，那是顺嘴人情，怎么可能带到？但父亲坚信老派人有老派人的诚信，寒山寺下膝盖书，必能带到！

还真给他说中了，杨老先生很快回信，父亲给奶奶念信，一开头竟是暌隔五十年的乡音称呼。听一声“三姐姐”，奶奶跌坐痛哭：“这么多年了，你还活着啊？你是人还是鬼？”这才对我“痛说革命家史”，她也“隐瞒”了五十年。此前“杨爸爸”一直“潜伏”在父亲和我档案里，鬼影幢幢，害苦两代人，就这样突然“还阳”，成活人，可以交往了。

我97年初访台湾，即遵父命去探望。说起我们遭他们的罪，他们竟不陌生，也是“痛说革命家史”，然后还总结：“一样的啊，我们那时也因为你们不受重用，也是有档案有记录，不敢说，不敢说啊。”原来我们也是他们的鬼？两岸一家亲，我们互为鬼！

1985年我研究生毕业回沪，一开始是在军队院校任教。那年春节，父亲工作单位突然送来一份拥军优属的蛋糕与春联，我开门一愣，一时还适应不了自己身份的变化，待明白，转过身拿父亲取笑：“你已到了这把年纪，怎么回过头去成了军属？”

但他比我看重这一身份，80年代军界风气尚好，我也认同那一年代，业务努力升职较快，父亲更要我珍惜。星期天回家，饭桌上每有不当言论，他把筷子一放，开口就是：“你是军人，团级军官了，怎么能这样说！”

他这辈子最钦佩彭德怀为民请命，但到晚年开始怀念毛，而我始终同情胡耀邦，于是好不容易团聚，又起新的口角。他认为我是“知识分子偏见”，我认为他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他弄不懂这些洋名词，就说我“忘本”。

对他伤害最深的是有一次争辩什么类型的干部好，什么类型的干部坏，我脱口而出：三十年来就数宣传干部最坏，中国的事情全是他们在帮着撒谎，愚弄百姓！父亲气坏了，“砰”地一声，摔门就走。

事后懊恼，确实是我“忘”了“本”。忘记父亲本来就是宣传干部，芝麻绿豆大的官，搞了一辈子文宣，但如果不是他的文墨气熏染，我幼时怎么能从小市民弄堂氛围中脱颖而出？现在披着一身老虎皮，还口无遮拦，妄议朝政，那不也是他的“本”，他的“基因”在作怪？

还有一次是看央视国际新闻，非洲某国发生军事政变，军人开枪打学生，这个国家的新闻发言人却说是学生和民众残害军人，并播出一些军人遇害的照片。父亲为之啧啧，说这还像什么话，怎么能这样对待军人？他以为我能领情，他在维护我军人身份的尊严，不料父子俩又争了起来。

从不议论时政的母亲突然开口，抢白父亲：这是屁话！当兵的手里有枪，他不开枪，老百姓怎么会围上去打他？平时看新闻父亲有文化懂政治，还懂一点国际知识，总是他给母亲讲解，这一次母亲突然开口，一语破的，让我称奇。看来母亲一辈子对父亲忠心耿耿，却没有受父亲的职业熏染，还保留着一个自然人的本性，凭本性判断，比父亲的文化更容易接近本相？

我转业脱离军界，父亲猜到原因，很伤心，但从未道破。我在外面写的那些文章，也不对他说，早年是他担忧我，后来是我担忧他，再不想让他担惊受怕。其实他一直在关注，背着我把每一篇文章都找来看，越看越担心，却也不点破。父子俩都识字，就在这一紧要处，心知肚明，互不说破。

直到2005年他病重，我要去台湾“中研院”讲学，此前行期已定，对方在等，不得已去医院告别。他在病榻上支起身子，突然说：“你那个自由主义，危险哪！”这就一下子破了题。闻言愕然，不知说什么好。我无言以对，只能沉默。母亲此时则站回父亲的立场，念叨庞老师五十年前那封信，幽幽地说：“你就不能少说说吗？还要放毒啊？”

那是父亲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他是悬着心走的。说？还是不说？这到今天还是个问题。或如母亲言，即使说，也少说？庞老师走了，父亲走了，只剩母亲还悬着心，可怜天下父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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