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毫无出路的“启示”

诺贝尔文学奖：毫无出路的“启示”

【谷卿按】又到了诺贝尔各奖项次第揭晓的一周，甚至早在前几天，关于本届文学奖得主的讨论便已炽如赌局般的甚嚣尘上，作为文学生产与批评体系之外的读者或围观者，更是“诺贝尔现象”消费的主力。人们越是缺乏阅读经验和享受，越会翘首期待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的前前后后，因为这几乎是他们每年唯一一次关注作为盛大的全民文化消费分享的文学作品的机会，而诺奖（包括国内的“茅盾文学奖”）则成为一种有助于社交的文化指向，其权威性足以让人们放心地进行肯定和赞扬而又显得不失身份。诺奖的重要性已不在于向大众推荐一位优秀的作者，而是按照既定时间和程序为人们提供一个文化消费的新目标。人们关心诺奖，实际上是关心最合时宜的谈资，或是最体面的文化消费指南。可是，假如我喜欢雨果、喜欢金庸、喜欢村上春树、喜欢王小波，不论他们在世与否，不论他们获奖与否，我在心中早已将与灵魂对等的最高奖项颁赠给了他们，何由如同参加活动一样去讨论围观今年又有谁因奖得名——更何况诺贝尔文学奖又是一个爆冷至多的奖项。今天发表的文章节录自批评家朱大可教授的《天鹅绒审判和诺贝尔主义的终结》，该文曾在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上刊载。

一份诺贝尔错误清单

正如人们早已指出的那样，诺贝尔奖充满了各种不可思议的失误，它似乎一再证实了评委们所受到的严重限定。而在所有诺贝尔奖项中，文学奖是最为可疑的一支，它置身于旧约所描述的“通天塔崩溃效应”的后果之中，而这种语言隔阂的困境迫使它过度依赖个别掌握外国语种的评论家的口味，从而彻底丧失了其它奖项所具有的集体判断的优势。

不妨让我们我们进一步观察一下“诺贝尔标准”被执行的基本状态吧。在诺氏基本原则的旗帜下，站立着十八位“老迈的”欧裔评委，他们的人类知识非常有限；掌握同样有限的民族语言，并对大多数他们所要鉴定的文本十分茫然；个人经验受到西方生活构架的约束；对于西方世界以外的文化相当陌生；文学鉴定的品位和趣味大相径庭；在评审过程中渗透着各种个人功利性图谋和非常个人化的爱憎情感，以及作家被“看好”的巨大偶然性（诸如马悦然先生在飞机上偶然翻阅到刊载高行健小说的杂志，从此对他青眼有加之类的巧遇）等等，等等。由于这些显而易见的人性的弱点，诺贝尔文学奖注定不会来自上帝之手。

事实上，瑞典皇家科学院已经充分意识到了这种文化判决的有限性困境。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力图突破西方中心主义（实际上只是西欧中心主义或斯堪的纳维亚主义）构架，在亚洲、非洲、南美洲和澳洲作广泛探勘，竭力展示其读解的“公正性”与多元性，用奖金和荣誉来平息来自第三世界的抱怨，有时不惜到了“献媚”的程度，但其结果却是矫枉过正：一方面误奖了一些非欧裔的“二流”作家，一方面“错漏”了大批“一流”欧裔作家。

这个古怪的后果只能进一步验证诺贝尔奖的脆弱天性。仅仅在欧洲文化圈内，就有托尔斯泰、易卜生、哈代、斯特林堡、左拉、高尔基、康拉德、普鲁斯特、布莱希特、卡夫卡、乔伊斯、博尔赫斯、迪伦马特、菲茨杰拉尔德、里尔克、纳博科夫、海勒和昆德拉等大批公认的“一流”作家，遭到了诺贝尔奖的刻意“忽略”。只要依据这项“恶劣记录”，诺贝尔文学奖足可以被埋葬一万次。

但在另一方面，诺贝尔文学奖又确乎向一些公认的“一流”作家发出了微笑：这份名单里包括了梅特林克、泰戈尔、罗曼罗兰、叶芝、萧伯纳、奥尼尔、黑塞、纪德、艾略特、福克纳、海明威、加缪、萨特、贝克特、聂鲁达和索尔贝娄等“文学巨匠”。他们在去世之前，有幸闻到了诺贝尔奖金的迷人气味。正是这些互相矛盾的景象，令“诺贝尔”的面目变得更加暧昧和混乱。

这难道不正是所有文学和艺术奖项的共有问题吗？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苛责“诺贝尔”呢？难道中国的最高大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电视金鹰奖、电影金鸡奖和长江读书奖之类，会比诺奖更加“公正”和“更没有偏见”吗？今天，究竟还多少人会记得诸如魏巍的《东方》、李准的《黄河东流去》和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等“优秀作品”呢？在我看来，这种“不公正”，正是所有评奖的共同特征。上述那个冗长的“被忽略”名单，难道构成了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巨大羞辱吗？恰恰相反，这无非在重复那些的老套的蒙冤故事。“一流”作家们应该感到庆幸，他们的“漏网”只能再度证实文化的多样、丰富和不可穷尽。他们的语言作坊的产品，超出了寻常的理解范围。

中国抵抗运动的宏大主流

在我看来，高行健获奖事件凸显的不是诺贝尔奖乃至高行健作品的“弊病”（高虽不是最好的汉语作家，却至少是一个优秀的作家），倒是非常集中地暴露了长期纠缠于中国以及整个华人世界的那种意识形态痛苦。这种痛苦包括了历史悠久的大中华民族主义焦虑、西方阴谋论（包括官方的政治阴谋论和知识分子的后殖民主义论）、以及对汉学家阐释权日益“独裁化”的愤怒等等。它们汇成了中国诺贝尔抵抗运动的宏大主流。

鉴于“文化弱势”效应，中国人殛需一个来自西方的最高读解，用以照亮中国人饱经创伤的自卑容貌。但许多人却因此陷入了一个奇怪的民族主义悖论：如果中国人获奖，则（直接地）显示了中国人的卓越，如果不获奖，则通过西方人的偏见和打压（间接地）显示了中国人的卓越。因此，无论是什么样的结果，都能够有力地证明“东方”的卓越。

另一方面，依据完全相同的逻辑，在阴谋论者看来，如果“西方”让中国人获奖，那么其中必定包含着某种文化霸权阴谋，例如，它是某个“全球化战略”的一个环节，迫使中国作家钻入“西方价值体系的圈套”，等等；如果“西方”不让中国人获奖，那么它更是一个“企图排斥和孤立中国的政治阴谋”。因此，无论是什么样的结果，中国人都能够证明“西方”的卑鄙无耻。在某种意义上，诺贝尔奖是注定要遭到轻蔑的。

一方面是东方的卓越，一方面是西方的卑鄙，这其实已经在话语的层面上实现了对诺贝尔奖的反诉讼。通过这个强大的反面程序，包括大陆、台湾和香港在内的全球华人，均赢得了重要的泛意识形态胜利。而这是一种何等奇怪的胜利啊，通过对诺贝尔奖的审判，让整个中华民族都沐浴在道德殉难的光辉之中。

“诺贝尔”的威权形而上学

瑞典皇家文学院的精神传统，助长了这种对诺贝尔文学奖进行泛意识形态读解的喧嚣声浪。一百年以来，某种诺贝尔神话支配了全球科学家、文学家和公众的价值判断。人们一直误以为，存在着某种“人类知觉”或全球性标准――诺贝尔标准，它应当是超验的、无限开放、全知全能、凌驾于各民族尺度之上、永恒不朽和代表人类最高道义和最高趣味的。这种虚妄的诺氏乌托邦信念内在地支配了人们，甚至就连瑞典皇家文学院本身也洋溢着这种庄严气氛，以为自己充当了某种类似神的代言人的角色，籍此维系一个人文关怀的世界体系。

只要阅读一下多年来该委员会公布的那些文件就会发现，在“诺贝尔指令”（即他在其遗嘱中关于文学的简单描述）的推动下，神圣读解和神圣代言早已成为该委员会的某种内在立场，而它的后果，就是把诺贝尔和平奖和文学奖变成了一场混杂着美学、道德和政治等多种要素的“神圣审判”。例如在1970年，它通过对索尔仁尼琴有关“道德正义性”和“民族良心”的言说（如《古拉格群岛》）的读解，实施了对苏联极权主义暴政的正义审判。但这种审判没有断头台式的暴力风格，有的只是对极权的“挑战者”的柔性赞美。这种以柔和言说为特征的天鹅绒审判，令瑞典皇家学院成了人类理性的最高法院。

这样的审判制造着两个截然不同的结果，一方面是知识英雄的崛起，他们的姓氏和成就被镌刻在不朽的碑铭上。而另一方面则是知识和道德的敌人，他们被柔软地推了一下，变得怒气冲天。这两个结果互相缠绕，构筑着“诺贝尔”的威权形而上学。

诺贝尔文学院就是这样放肆地滋养其自身的伟大性的。即使放弃了欧洲文化至上的立场，它也未能放弃世界最高威权的角色。而企图依靠天鹅绒审判来题写精神指南，为一个他们所完全不了解的民族的文学寻找出路，这无疑是所有正义中最危险的一种正义。汉语文学根本不需要诺贝尔主义的指导，它的发展也不会服从于少数几个汉学家的头脑。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无须我们再加以论证。瑞典文学院的公告只能加深人们的这样一种印象：它耳目闭塞，却企图越出自己的限定，寻求全球作家的文化服从，以维系一个世界性帝国的虚拟镜象。

黑塞式的“玻璃珠游戏”

在所有对本届诺贝尔文学奖的评论中，来自瑞典的茉莉的声音无疑是最值得关切的。耐人寻味的是，诺贝尔的道德指令恰恰成为她激烈批评高行健作品的依据。她痛切地指责高行健以“个人自由”为由，放弃“道德责任承担”的使命，流露出对民族苦难的深切厌倦，根本不能成为“民族良知”的代表1。正是诺贝尔学院制订的律法，反过来击中了它自身。诺贝尔道德受到的这种道德挑战，乃是它咎由自取。显然，瑞典文学院正在面对愈来愈大的学术风险：在一个价值多元的和瞬息万变的世界里，没有任何一种智慧能够提供文学的最高样本。

在我看来，诺贝尔的秘密就是它的无力性：用黄色炸药去开拓世界的崭新面貌，而最终却陷入了永无休止的化学暴力的后果之中。诺贝尔奖的救赎精神，也总是悲剧性地走向它的反面。尽管在茫茫黑夜，人们渴望一束光线照亮地球的未来，但每次获得的却只有一个毫无出路的“启示”。巨大的荣誉和奖金根本无法阻止神圣审判制度在世界各地的崩溃。对高行健的审判，并未给中国文学带来新的偶像，相反，它是一场失败的彩球赌博，促使人们提前从诺贝尔神话中醒来。

一百年以来，诺贝尔主义破碎地描述了一个资本主义精英时代的轮廓。这个时代是以两大意识形态集团的尖锐对抗为标志的。但在某种意义上，诺贝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却在许多方面有惊人的相似：它们都从“经济基础”（前者为“基金”，而后者为“商品”）出发，探查人文理想，肯定人的神性，迷恋人文乌托邦制度，热衷于知识的神圣审判，谋求一种世界性的知识－道德威权，渴望建立征服和被服从的关系，致力于用一个全球性准则去取代民族性准则的事业，如此等等。他们唯一的区别是，马克思主义在阶级革命中转向了斯大林暴政，而诺贝尔主义则继续保持着一个可爱的天鹅绒面貌。

这也许就是诺贝尔主义能够在新纪元中继续维系其运作的主要原因。在一个所谓“全球化”的浪潮之中，瑞典皇家学院制订的知识的世界性标准，再一次受到了青睐。但是，这并不表明诺贝尔主义在后资本主义时代的重新崛起，相反，它的职能已被限定在象征的意义上。也就是说，它被逐渐悬置在人类的橱窗里，成为一道纯粹的知识风景。

是的，越过神圣审判的庄严面具，诺贝尔奖正在变成一场黑塞式的“玻璃珠游戏”：一群“高贵而富有”的文学使徒居住在斯堪的纳维亚修道院中，为一个分崩离析的世界建立话语读解模型，但它的“宏大叙事”不可避免地带有玻璃球的各种特性：脆弱、自闭、滚动不定，反射着旧式精英政治的可疑光泽，并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博彩和冒险的特征。而其中的神圣威权，早已融解在知识游戏的狂欢之中。“诺贝尔”的真实面貌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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