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科书中鲁迅的“去与留”

　　据统计，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教科书中的篇目数量，少时有六七篇，多时达三十余篇。而解放前鲁迅作品在国语课本中的数量就已达到二十余篇，现在的大多数时候维持在十五六篇之间。我们不得不承认，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教学中，与其他作家的选文相比在数量上一直处于相对强化状态。

　　最近两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学语文教材，被选鲁迅作品的篇目发生了变化，主要是减少的问题，一时间成为议论的中心，大多数人对处于强化状态的鲁迅作品数量没有异议。但是，当减少时，就难免议论纷纷。鲁迅笔下的孔乙己、闰土、阿Q、祥林嫂是中国人认识历史和自我的不朽形象，人们通过他们深化思想，寻找认识历史与现实的武器，成为人们成长过程中不可替代的最具潜力的精神资源。本来语文课本中如何选鲁迅的文章，包括篇目的调整是发展中的语文教学改革的正常现象，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当人们将此理解为鲁迅精神的去与留问题的时候，问题就不一般了。

　　曾经有过一段时间里，被神圣化的鲁迅变成了政治教育的工具。在当时很多导读和教辅材料中，鲁迅的作品被狭隘地理解了，中学语文教师面临着不小的挑战——要上纲上线、刻意拔高地讲述鲁迅，个别细节被无限生发，变成不可怀疑的政治隐喻，事关历史发展规律和社会真理。于是，鲁迅变得不可接近、不再亲切，越来越明显地被教条化了。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这种倾向得到了纠正和清算，不管是专家学者还是中学语文教师，都在竭力恢复着“人间鲁迅”的形象，以改变过去对鲁迅抽去文学底色的玄虚理解。

　　还原鲁迅，也就是去概念化，让鲁迅作品中的人物世界重回感性生活。于是人们找到了解放前对鲁迅的分析。以20世纪30年代王伯祥编《开明国文读本教学参考书》为例。如对《孔乙己》这篇小说的解读：“孔乙己是作者想像中假设的人物，并非实有其人。即鲁镇和咸亨酒店也非确指一个实有的所在，不过概写南方江浙一带酒店的情形而已。”“文中站在这里的伙计虽自始至终不曾离开过，可是真的主人翁实是被述说的孔乙己。……这样一个平常的堕落的酒徒，给作者这么一描写，遂使人深深觉到我国社会的冷酷和长衫帮的日即没落。”这里的“平常的堕落的酒徒”“我国社会的冷酷和长衫帮的日即没落”类乎现在的人物形象分析和主题思想概括，这比起后来的“封建社会”“封建文化”“科举制度”等政治观念的概括，显得更为含蓄，表述更为中性。

　　“人间鲁迅”，让人们更容易从日常生活的解读理解，其批判的锋芒也更广泛和深刻。这实际上就是对鲁迅现实主义精神的重申。显然这个工作并没有结束，因为它也是艰难的，有一个过程。

　　但是，就在这个过程中，鲁迅又出现了被平凡化的倾向。将鲁迅还原成为一个文学家，应该是一种开始，而不是一种结果。假如果真如此，人们当然要问，为什么要强化鲁迅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地位，为什么鲁迅的地位变化大家要如此敏感？因为只是作为文学家的鲁迅，人们可以说他没有某某幽默，不如某某流畅，不如某某还有几部长篇小说！

　　文学家是鲁迅的身份，但他文学活动和成就的意义，早已超出了文学的范围。矛盾正在这里，作为文学家与思想家之间的过渡，作为单篇文章赏析与整个鲁迅精神之间的关系，处于某一阶段中的作品与鲁迅自我思想发展的关系，都是比较繁难的问题被提了出来。不要说对于中学语文教师，就是对于一位鲁迅专家，要想完全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都是不小的挑战。况且，语文教学往往限定在一定的时段内，繁重的中学教学课余之外难以有其他时间可以充分补足，比如开展鲁迅的专题讲座等。崇高的鲁迅，是民族魂的鲁迅，他不应该在字斟句酌、语法推敲、写作模仿(文章做法)中丢失。趋向于素质教育的语文教学在鲁迅这里不应该是技法教育，而应是历史教育和人生教育。

　　鲁迅区别于其他作家的显著特征是什么？这些特征还是在文学之内。已经有许多论者指出，比如他的好朋友许寿裳说，鲁迅思想的一贯线索是战斗的现实主义。鲁迅是时代之子，奉行遵命文学，忧愤深广，担荷至重。鲁迅在编杂志时对于文胜于情、无病呻吟的文字感到很无奈，“先前是虚伪的‘花呀’‘爱呀’的诗，现在是‘死呀’‘血呀’的诗。呜呼，头痛极了。”有人怀恋过去，有人寄希望于未来，而鲁迅却紧紧地抓住了“现在”，不愿意苟活在人间，对于现在的题目，不愿意“缴了白卷”。当时的中国，是铁屋子般的黑暗和压抑，而鲁迅信念在中国人必须失掉这地狱。因为社会矛盾的尖锐和鲁迅对于沉重现实的执著，使他的作品在整体上显出“重压之感”。最早，鲁迅也把皆大欢喜的文学大团圆故事当做是“瞒和骗”的文学代表。鲁迅与“五四”时期的启蒙学人观点一样，将大团圆文学的流行归结为中国人善于“瞒和骗”，于是麻木不仁，醉生梦死，幻想精神胜利。如此不自觉的国民即便有强壮的身体，也只能作陪绑的材料，引颈就戮。现实的不美好，生活的缺陷，和对于未来的难以展望，一经创作即可通过文学想象得到弥补和抚慰。鲁迅当时也是这样认为，所以他一生致力打破“瞒和骗”，直面鲜血淋漓的人生，呼唤真正的猛士来创造一个全新的文场；所以他首先站出来发出时代的文学呐喊和凄厉的枭鸣。其目的在于警醒国人通过国民性改造改变国运，使华族能立于“人国”——“致人性之全”，进而“起其国人于新生，大其国于天下”。

　　正是对自欺欺人的毫不容情，对“瞒和骗”大泽的充分警惕，对“看客民族”和“政治做戏”的痛心疾首和痛下针砭，才让鲁迅一生抛开情面、说出真相，他没有故作高深神秘，可是他“但求生气不怕幼稚”。正像他对“五四”时期的战友刘半农的评价，很多人说他“浅”，而鲁迅说即使“浅”，“却与中国更为有益”。鲁迅，也有某种“浅”——《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故乡》故事短小，语言简单，叙述朴实，但其中有“我”，眼中的真实和心中的真诚，双重呈现，直逼灵府。

　　“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文学使命在“五四”之后被改变了。文学中的小品不惧成为匕首和投枪，不必“雍容、漂亮、缜密”，因为它不是供雅人摩挲的小摆设。中国是一个太老的社会，像黑色的染缸，一经而过，就漆黑一团。既然选择了文学，就需要用文学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来，还这个民族以生气，所以文学必须是为人生的。“致人性于全”的鲁迅，其志趣不在美文的制作上，他的全部努力在民族的新生上。他发出“向底下看去”的声音，不是矫情；对于自己的作品哪怕是被称为器械，只要能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也感到光荣。他的文字是从血管里出来的，透射着真诚。鲁迅自称他的创作是写出他的胸臆的乡土文学，伴随着成长的生命体验。为了真实不惜别人将自己称为蛮人。因为是“有所为的”，所以不怕“技术上是幼稚的”，也从没有设定终极的目标。鲁迅赞扬苏联小说“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实在够使描写多愁善感的才子和千娇百媚的佳人的所谓‘美文’，在这面前淡到毫无踪影”。“冷峻是他的性格特征，这是复仇的需要，也是热情凝聚到极点的结果”(王瑶语)。

　　鲁迅的文风伟丽雄壮、精悍警拔，他对所谓向往冲淡平和的静穆之美充满了警惕。安弱守雌的民族文化心理必须抛弃，在风沙扑面、虎狼成群之时只能选择战斗和对革命的帮忙。对于人生和艺术，他不是局外人，不是看戏者。鲁迅要扮演角色“演戏”，与瞒和骗的世界和文学战斗。中国的现实是：说谎的得好报，说真相的挨打。所以鲁迅告别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的态度，他没有当过骑墙派。不仅如此，他还对当时盛行的二重性思想给予批判。鲁迅反对“在互相抱怨中生活”，这种抱怨来自于社会上无处不在的二重思想，“既许信仰自由，却又特别尊孔；既说是应该革新，又主张复古”。实际上，鲁迅反对立场模糊、是非不分的亦此亦彼，这时鲁迅是严峻的。鲁迅要成为的不是文士，而是战士，即“精神界之战士”，是向“瞒和骗”宣战“发为雄声”的“凶猛的闯将”。他奉行“革新之潮”，“自觉勇猛、发扬精进”，以“伟大壮丽之笔，独立自由之音”，超脱古范，不怕“刚健抗拒破坏之声”，希望成为“强弩善战豁达能思之士”，目的在“破中国之萧条”，“援吾人出于荒寒”，“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反抗的精神，拒绝的勇气，对虚妄和欺骗的不宽恕，“至独立者”正是出于对民族新生的渴望。

　　鲁迅异常冷静与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已经被鲁迅定位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才是我们时代的所需。在当今越来越物质高扬、精神萎靡的时候，当文学日益成为离地的虚构和失禁的幻想的时候，当“做戏”的虚无党还在粉墨登场、招摇过市之时，当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被人为地故意颠倒的时候，美伟强力、向“瞒和骗”宣战的鲁迅，愈显其无可替代的价值。成功的鲁迅课教学，就是让学生理解鲁迅、热爱鲁迅，认识到历史与现实接合处的鲁迅依然有其超越文学的价值。

　　当然，鲁迅本来就不是“人见人爱”的，刻意的丑化也未断绝。历史上，鲁迅数度被宣布为“不合时宜”，应该倒进历史的垃圾箱，如文化激进主义者宣布鲁迅是“封建余孽”，文化保守主义者宣布鲁迅是民族虚无主义者。但是，烽烟过去，尘埃落定，人生与文学相统一的鲁迅的伟岸雕像，巍然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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