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布鲁克戏剧《情人的衣服》：奇异而苦涩的收获

彼得·布鲁克戏剧《情人的衣服》：奇异而苦涩的收获

提示：音乐延展了剧作的外延，映照出一代人对光明的艰难探寻和追逐，是种族隔离制度下黑人压抑、绝望的精神写照。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戏剧探索实验思潮中，彼得·布鲁克同布莱希特、格洛托夫斯基、梅耶荷德等20世纪西方戏剧的革新者一起，“西学东渐”至中国。他的戏剧理论《空的空间》(1988年)一书，不仅为中国戏剧人带来了西方剧场变革的创新理念和实验成果，而且再次开启了中西戏剧沟通、交流的大门，进一步促进了中国戏剧舞台观念的开放、多元。然而，时至今日，与《空的空间》产生的传播效力相比，中国观众对布鲁克戏剧的剧场体验和艺术感知却并没有在舞台上建立起来，对他的戏剧理论也多是人云亦云、纸上谈兵，惊喜、误读、膜拜之心皆有。在日前举行的2012年林兆华戏剧邀请展上，由彼得·布鲁克执导的话剧《情人的衣服》首次来华演出，这也是布鲁克的作品首次在中国亮相。作为一场期待已久的演出，所有中国戏剧人的“彼得·布鲁克情结”似乎得到了满足，但也把关于该剧和与布鲁克有关的话题抛了出来：在这场跨文化语境的对话中，《情人的衣服》讲述了什么，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我们对布鲁克的期待是什么，这种期待是否找到了答案……

《情人的衣服》改编自南非黑人作家康·塔巴的同名短篇小说。这是一部深刻控诉上世纪50年代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作品。第一版剧本1993年在约翰内斯堡的市场剧院被搬上舞台，1999年布鲁克将该剧引入巴黎的北方剧场，并首次上演了法文版。此次来华演出的是今年4月才创作完成的英文版，由法国作曲家弗兰克·柯罗兹克和导演玛丽-海伦·艾蒂安共同参与创作。该剧的情节很简单：年轻男子菲勒蒙回家时意外地发现自己的妻子玛蒂尔达和一个陌生人躺在同一张床上。他当时没有激烈反应，而是藏进了衣橱。情人穿着内衣仓皇逃离，却将西服忘在身后。丈夫告诉妻子，这件衣服将从此陪伴着他们一起生活，从早到晚。他说到做到，开始了无情的报复。表面上看，这是一出典型的三角爱情悲剧，展现的是特定年代黑人遭遇的种族歧视和压抑的社会氛围，但创作者显然没有停留在社会问题剧层面，而是以幽默不乏冷峻、轻快而又沉重的交叉叙事方式，讲述了一个与每个人的内心息息相通、与我们的时代境遇紧密相连的人的故事，传达了宽容、和解的主题。

全剧有两条叙事线索：一条是围绕妻子通奸而引发的家庭叙事，一条是讲述上世纪50年代南非黑人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和残酷的种族隔离制度。一个是家庭的内部矛盾，一个是社会的外部危机，它们在剧中又是怎样产生交集的呢？玛蒂尔达的通奸行为是诱发夫妻情感危机的导火索，但菲勒蒙并没有选择大吵大闹、公布于众抑或离婚的方式对付这场突如其来的危局，而是采取了一种比暴力更残酷、更极端的方式——让“情人”(西服)成为家庭中的一分子，把对妻子无言的羞辱、报复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层面。自此，玛蒂尔达犹如刻上了“红字”一般地生活着。她期待丈夫的和解、宽容，期待走出家庭的封闭实现自身的救赎，但丈夫的冷漠、折磨让他们之间的心结愈积愈深，直至爱变成了恨，希望变成了绝望，乃至死亡。在负罪者的救赎和惩罚者的摧残之间，情感隔膜的伤痕难以弥合。而走出家庭，伴随着叙述者兼剧中人马菲克拉的讲述，我们感受到了黑人所遭遇的种族歧视和肉体戕害。他们是种族隔离制度的受害者，不能享受与白人平等的生存权，虽然小心谨慎、勤勤恳恳，但他们得到的回报却是毫无收敛的羞辱和暴力。这是那个年代黑人生存境遇的表征，隔膜和冷漠在缺乏尊重、彼此仇恨、漠视生命中加剧蔓延着，而家庭深受冲击。

在布鲁克看来，“戏剧没有类别可言，它关乎人生。这是惟一的出发点，再没有比这更基础的了。戏剧就是人生。”他喜欢在每部作品中向不同境遇中的“人”发问，而在该剧中，他同样把有关人的话题抛向了观众：人与人如何才能消弭心结和仇恨而平等相处？玛蒂尔达死前曾祈求丈夫给予一点爱，恳求那个不愿和解的爱人轻轻拥抱她一下，但最终没有获得，抱憾死去；黑人不断争取与白人平等的生存权利，但是最终面临的还是索菲亚镇的毁灭和自身境遇的恶化。宽容和仇恨之间难道真的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吗？“原谅和忘记”，这是马菲克拉对菲勒蒙最真诚的劝慰，多么简单的词语，但要身体力行去实践，又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担当。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发生在南非总统曼德拉身上的故事。1994年在他就职典礼的现场，他请来了曾多次在监狱中虐待他的3名狱警，并原谅了他们。“当我走出囚室，迈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悲痛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在狱中。”曼德拉选择用宽容化解了怨恨，把机会留给了未来。这虽与剧中发生的故事相隔40多年，但人类共通的情感却穿越时空恒久不变。可怕的不是仇恨和歧视的存在，而是我们对它的漠视和集体无意识，不要让玛蒂尔达的悲剧重现，这正是布鲁克要传递给现代人的简单而深刻的道理。

应当承认，《情人的衣服》不是布鲁克最具剧场实验风格的作品，它的观演震撼远不及9个小时的《摩诃婆罗多》，其空间处理也不及《李尔王》《暴风雨》《马拉/萨德》等剧的超越常规、独树一帜。它更像一部简单的练习曲，一台富有蓝调爵士风格的音乐会，但正是在这种简单、明朗、轻松的氛围中，布鲁克完成了他的剧场叙事和艺术表达。实际上，这也恰恰符合近年来西方舞台演出的倾向——返璞归真，回到表演，回到开放的空间。十几把五颜六色的椅子、5个可以自由移动的衣架、一件充满符号意象的西装，这是该剧可以使用的所有道具。它们随着黑人演员轻松自然的表演，自由组合，营造出不同的空间场景，一切显得那样朴素、坦然。剧中，布鲁克时刻提醒观众，这里是剧场，“一个用来玩耍的空间”，而不用“假装变成任何其他的地方”。他没有把观众隔离在舞台之外，而是让整个剧场在此时此地充分互动，让观众参与其中，同演员一道成为戏剧事件的参与者、创造者。如剧中最具特色的“家庭聚会”一场，就把舞台欢乐的气氛延伸至剧场的每个角落。演员们多次来到台下，邀请观众上台参与聚会，他们同观众热情相拥、握手、交流，快乐融洽地坐在一起。此时，观众不仅成为剧中人的朋友、邻居，更成为演出气氛的调动者、戏剧事件的参与者，观演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然而，这并不是一次形式上的简单互动。当舞台上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人没有隔阂、平等地坐在一起，它所产生的意义场，恰好呼应了剧作表达的主题：人与人之间需要以诚相待、和谐共处。

《情人的衣服》可谓一次跨文化的演出实践。它的故事发生在南非，它的创作人员来自不同的国家，它的表演手段融会东西，它的理论话语又涵盖女权主义(玛蒂尔达如何认识自我的社会角色)、后殖民主义(种族关系和民族文化身份)、心理分析(玛蒂尔达被压抑的肉体和精神)等不同领域，然而，这一切都被人类共通的语言——音乐连接在了一起。剧中，吉他、电子琴、小号、手风琴4种乐器现场演奏出表演所需的各种音乐、声响，把略显松散的戏剧情节、不同的生活与幻想片段组合成完整的音乐组诗。这里既有舒伯特的抒情曲、巴赫的咏叹调，更有现代美国爵士歌曲和原生态的非洲音乐。每一首乐曲都被布鲁克巧妙地安排到了情节发展的不同位置上，既辅助了故事内容讲述、人物情感表达，又烘托了时代氛围，传达了特定的人生体验。如玛蒂尔达在丈夫离家后演唱的《感觉畅快》(feeling good)，是黑人歌手妮娜·西蒙(Nina Simone)一首富有蓝调爵士风格的歌曲，展现了压抑环境中非裔美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当吉他手亨利被警察杀死、黑人即将被驱逐出索菲亚镇时，马菲克拉演唱的比利·哈尔迪(Billie Holiday)的《奇异的果实》(strange fruit)又向观众控诉了几代黑人遭受的种种不平等待遇；米里亚姆·梅克芭(Miriam Makeba)的《Ntyilo Ntyilo》成为玛蒂尔达走出家庭拘囿、自食其力的心灵写照，是对不合理制度的批判和自由生活的向往；而家庭聚会上，玛蒂尔达唱起的坦桑尼亚民歌，在把观众带入原始淳朴的非洲大陆的同时，揭示了彼时主人公凌乱、不安的内心境况，欢快背后隐藏着无尽的悲凉和苦痛。音乐延展了剧作的外延，映照出一代人对光明的艰难探寻和追逐，是种族隔离制度下黑人压抑、绝望的精神写照。

没有奢华的铺张，没有浓烈的情感，没有过度的煽情，布鲁克用极简的舞台调度和表意符号，把剧场的一切让给了演员，把淡雅而醇厚的情感留给了每一位走出剧场的观众。我们也许会感叹没有看到真正代表布鲁克艺术水准的作品，也许会抱怨剧中存在的种种细节疏漏和不足，但更应该反问自己，我们“期待”看到的布鲁克到底是什么？我们对他的戏剧理念和观剧体验又有多少？其实，放下包袱，走进剧场，共同经历一次触碰心灵的精神之旅，分享戏剧空间的喜怒哀乐，这是戏剧最单纯的目的，也正是布鲁克努力探寻的戏剧本真。而我们之所以热切期待布鲁克，实际上恰恰是对那个渐渐远去的戏剧本真的呼唤。作为一次普通的邀请演出，《情人的衣服》仅仅是2012年中国戏剧发展中一段奇异的插曲，但作为一次观摩学习的机会，它留给中国戏剧人的体味和思考却五味杂陈，正如《奇异的果实》中唱的那样，真是“一场奇异而苦涩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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