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桑塔格与艾利亚斯·卡内蒂——生命短暂艺术久长

2013-01-23 08:32 来源：文艺报作者：张艺浏览：62555760次

内容提要：而面对死亡的时候，她应该是取其另一层含义：因“意识羁于肉体”，肉体一旦灭亡，思想也将终结。既然“思想”也不能用作“逃避”的想象，那么，“艺术久长，生命短暂”，会是她最后的退守堡垒吗？

苏珊·桑塔格与艾利亚斯·卡内蒂——生命短暂 艺术久长

提示：而面对死亡的时候，她应该是取其另一层含义：因“意识羁于肉体”，肉体一旦灭亡，思想也将终结。既然“思想”也不能用作“逃避”的想象，那么，“艺术久长，生命短暂”，会是她最后的退守堡垒吗？

戴维在得知他母亲苏珊·桑塔格很可能又被死神盯上的第一反应，居然是想起了一位作家——艾利亚斯·卡内蒂；笔者在阅读他的回忆录《死海搏击：母亲桑塔格最后的岁月》这一情节瞬间，无法抑制想到一种植物——榭寄生。是不是亲密关系的人都会患上同样的精神症候？大抵是这样。再往下读，心惊终得些许平复：儿子的回忆，在这样的时刻，想起某一个作家，并非出于同样身为作家的习惯性的自私冷漠与自我保护；而是他想借由回忆这样一个时刻，将他自己对死亡的感受、对母亲这次很可能难逃一死的感受，说给《死海》的读者听。那么，为什么是艾利亚斯·卡内蒂，而不是别人？因为他的作品特别应景：“艾利亚斯·卡内蒂写过一个剧本，假定所有的人做事情时脖子上都挂着一个小饰盒，上面标明他们的卒年”；因为桑塔格“所最珍爱的，这珍爱甚至超过她自己那篇描写卡内蒂这个人的作品，在于他对死亡的恐惧”。戴维·里夫在为母亲的随笔和演说集《同时》所作的前言中，记录过这样一段母子之间谈论母亲著作的回忆：“我常常逗母亲，告诉她，虽然她基本上不在她的著作中讲自己，但她的赞赏性的随笔——例如其中三篇最出色的，论罗兰·巴特、论瓦尔特·本雅明、论艾利亚斯·卡内蒂——所包含的自我揭示也许比她想象的多。至少，它们是理想化的评论。这时，她便会笑起来，略表赞同。但我永远无法确定她是否真正同意，现在依然无法确定。”如果回忆确凿，儿子看到母亲桑塔格批评眼光的部分秘密；我们看到作家桑塔格对“这一创作”权威的仍旧坚守。对《在土星的标志下》(桑塔格论述卡内蒂、本雅明等人的文集)，儿子心领神会母亲惺惺相惜的感情，批评者揣度相信桑塔格精神自传的事实：写卡内蒂，更像是掩饰起来的“桑塔格与卡内蒂的比较”。

在苏珊·桑塔格眼中，自己与艾利亚斯·卡内蒂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儿子所说的“对死亡的恐惧”以及由此带来的“对死亡的彻头彻尾的拒绝”：“卡内蒂坚持认为，死亡是真正不可接受的，无法消受的，因为它是生命之外的东西；死亡也不公正，因为它限制雄心、侮辱雄心。他拒绝如黑格尔所表明的那样，将死亡理解为生命以内的东西——理解为对死亡、有限、必死性的一种意识。在死亡这件事情上，卡内蒂是个顽固的人，是个受惊的唯物主义者，是个不屈不挠的堂吉诃德式人物”；同样，桑塔格不管人生饱尝多大痛苦，依然和卡内蒂站在一边，甚至是以生的方式死去，她根本不甘心接受人总要死的现实，“她诅咒死亡”，她至死也不接受任何宗教安慰，一生钟爱的“精神朝圣”、“身后留下的著作比人长久”的念想，非但不是她的慰藉，反而更激发了她要活的意识。而对“死亡”的对立面“活着”，桑塔格也和卡内蒂一样，是取其字面意思，她并非想索要浮士德看上的东西——返老还童，也不在意伊米莉亚·麦克罗普洛斯的炼金术父亲给予她的东西，即神奇的长生不老术，她祈求的是纯粹的长寿，也就是说精神的长寿：“精神价值如此之大，其本身就可以用来反对死亡。”“坚决拒绝悲剧、拒绝不可改正的受苦受难，似乎与对有限、死亡的拒绝有关，卡内蒂的许多能量均从中而来。”后一句话可拿来作为她对自己思想激情的“卸负”。“思想的激情传达的信息就是激情”，在这句颇具循环论证味道的宣言中，桑塔格的重点所在是，意识不可战胜，勿论这是否有如幻影术般虚幻。当卡内蒂说，“我试图想象某人对莎士比亚说‘悠着点儿！’”我们看到了“这个苏珊”“弦一直紧绷”大概也是源之于此。

桑塔格与卡内蒂，很像是精神同类。桑塔格说，仇恨死亡，渴望长寿，这是卡内蒂作品的“标志”。现实中的卡内蒂仇恨死亡，这股情绪溢入其作品；现实中的桑塔格，对死亡的仇视，一点不比卡内蒂少，这种情感有无沾上她的创作呢？在回忆录中，我们看到她在大限将至之时，仍旧拒绝谈论她的“将要死去”，难道说她就真的从来没有在作品中探讨过人的“必死性”吗？她在面对自己的小说《恩主》时，多次谈到“力避自传”，却在谈论阿西斯的小说《小赢家的墓志铭》时，泄露主人公希波莱特是在“生死界限的一边写作”；而到了《死亡匣子》，她更加直面死亡这一边，这部小说实际上书写了“弥留之际的狂想之旅”。对小说人物迪迪而言，死亡也许并非生命的戛然而止，而是挣脱生命之前对人生的回望、反省和总结，“死亡＝人生百科全书”。桑塔格本人定义“死亡”，时有不同。曾经有那么几次，她甚至表现出像狄金森那样被死亡迷住：1957年11月28日的日记中，她写道：“爱＝死亡。”在批评创作中，桑塔格一直强调反对隐喻性思维，然而她对死亡的所谓“好感”，全然是隐喻意义上的：当时她正沉陷于文学作为“黑女人”的象征性隐喻；而对于“人终有一死”的现实，她从始至终都拒绝面对。对死亡的这份恐惧与憎恶，她从来没有直接诉诸笔端；而是借由笔下人物，暗暗思忖“死亡”作为事件对人的“意义”。写作《恩主》和《死亡匣子》时的桑塔格，尚未踏上死亡的班车，或者说死亡尚未寻找她；等到真正意义上与死亡擦身而过，她重新拿起笔来写作，却是等到了康复以后，且在《疾病的隐喻》中只字不提自己对死亡的感受，只是透露出从疾病王国逃离、终于回到健康王国的那种魂犹未定的惊恐与愤怒。而之后，当她赌上自己性命关在斗室里写作《在美国》时，小说几乎不带任何死亡讯息，有的却是海伦娜的活力与自信，这与她自知大限将至，想的仍然是康复以后的生活一样，都是玛格丽特·杜拉斯在临终日记里凄楚直白“我无法接受自己没了”的那种“恐惧带来的力量崛起”。

与布莱希特在奄奄一息之际还创作了一组出色的诗不同，因为太热爱活着的缘故，桑塔格在最后的日子，作为作家的自我，在肉身死亡之前，已然死去，她在日记里所记的笔记，彻底回到“全A学生”时代，几乎都是关于如何战胜疾病的信息搜集，坚强轰塌之下，是绝望的疯狂。桑塔格甚至比卡内蒂还怕死，至少后者在推崇“富于呼吸的体验”之时，除了不愿死去，还有其他。也许是如儿子所说，无法想象一个没有自己的世界，这一想法本身，就已经难免要承担道德的风险；桑塔格将自己的怕死转化为和卡内蒂一般的英雄意志。当然，这样的桑塔格和卡内蒂，还是有很多真正意义上的相似：都是犹太人，世界对其而言始终是背井离乡的异乡；“渴望、饥渴与向往”与知识和真理是充满激情然而也是获取的关系，也就是说，他们都愿意让智性的激情占领自我；生命的终结类似于写书人以自己的书籍来献身而结束；对文学创作怀有一种极大程度上的自我意识；被证明在道德上有必要站在被羞辱的、无权的人一边时很有力量；由于不能做到冷漠和餍足，便永远在做出反应，永远记录种种震惊并努力战胜它们；格言作家般的写作行为，某种程度上表明“圈内人”的自傲心态；争辩着走向历史，而非从历史的立场上争辩；他们的著作都是为紧张、努力、道德的和非道德的严肃性所作的有力辩护。

可是，卡内蒂的自我意识，是从道德家的立场出发，对艺术创造的可能性本身不断提出质疑；桑塔格却是“美学家中的道德家，道德家中的美学家”，终其一生都在竭力弥合道德与美学的鸿沟。卡内蒂将“瞎”作为对付时空的一种武器：“我们的生存就是一种巨大的瞎”，他是间接地重申希伯来文化与希腊文化的差异——希伯来文化是专注内心声音的“耳文化”，而希腊文化是注重美感的“眼文化”——并倾向于前者。而对明眼人迪迪而言，“眼睛是受难的器官”，瞎眼人海丝特虽然双目失明，但因为“内在之眼”的“看”，反而拥有了某种特别的智慧，甚至让迪迪产生了“去视力”的冲动，目的是祛除精神的晦暗与浅薄，实现德行的提升。桑塔格希冀的是“耳”文化与“眼”文化的平衡——一种在希伯来文化与希腊文化之间的文化“折中主义”。

桑塔格在道德与美学、耳文化与眼文化、希伯来文化与希腊文化之间的立场，是诺斯替式的，而她对“始终背井离乡”的理解，除了犹太人的流散，也是诺斯替教“异乡人”的：“相对于这个世界而言，他是异乡人，他的话语是异乡的，是疏远这个世界的，而生命是要‘觉悟’那些被‘遗忘’的‘道路’。”然而，对于诺斯替主义者而言，死亡是最重要的修炼过程：必须要脱下尘世的衣袍，弃绝羁绊于肉身的生命，从而得到解脱与解放。在诺斯替主义者的经验中，无论是纵欲还是禁欲，对律法的反对，对肉身的痛苦感受，都是为了最后的道路，即超脱、回归死亡所作的准备。从桑塔格最后面对死亡的态度看来，她又并非是始终虔信的诺斯替教教徒，可能她对作为异端宗教的诺斯替主义，怀有的真的是王尔德式的美学激情，就像她向生活要艺术一样，她是在向宗教要美学。“我们在思想中逃避，去找寻一个真正的庇护所”，桑塔格最想逃避的，是作为现实事件的死亡，即逃避肉体的灭绝；但思想却也不再管用，因“意识羁于肉体”。她在同名的日记中写下这一句话的时候，应该是受到了诺斯替教灵性受困肉体观念的侵扰，她关注的是灵性；而面对死亡的时候，她应该是取其另一层含义：因“意识羁于肉体”，肉体一旦灭亡，思想也将终结。既然“思想”也不能用作“逃避”的想象，那么，“艺术久长，生命短暂”，会是她最后的退守堡垒吗？似乎是的，因为桑塔格的葬礼，未播放任何宗教安魂曲，倒是朗读了她热爱的贝克特的作品；似乎又不是的，儿子说艺术这个被视为母亲“第二生命”的东西，除了妨碍了她现实中和人的关系，还是“一个谎言”。波伏娃曾说，“无论是从天国还是从尘世的角度来思考永恒的问题，如果紧紧拥抱生活，那么，它都不是对于死亡的安慰”；那么，无论是从天国还是从尘世的角度来思考艺术的问题，如果紧紧被死亡拥抱，它会是对于生命的安慰吗？戴维·里夫真的相信，他母亲相信艺术永生吗？然而，悖论的是，从她的生活中我们无法得知答案，“我要告诉你……”是她留给儿子的最后一句话，我们只能想象，她要告诉儿子的是什么，会不会是她在“某个最后堡垒真的明白了什么”，比如说艺术的虚妄，抑或是艺术的永生；而如果生活无法解释艺术，那我们只能向艺术要生活的解释，就好像哪位评论家说的，桑塔格的日记解读不了她的作品，只好用她的作品解读她的日记。这样的妥协，如果不是因为情非得已；大抵还源于我们终究都要面对同样的搏击，并且也都是在爱着艺术。试问，又有谁能够拎着自己的头发，逃避地球的向心吸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