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国文学研究历程——访欧洲汉学家冯铁

我的中国文学研究历程——访欧洲汉学家冯铁

冯铁（Raoul　David　Findeisen）：1958年生于瑞士，德国波鸿-鲁尔大学（Ruhr　University　Bochum）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兼中国语言文学部主任，欧洲汉学研究委员会成员，著作有《鲁迅：年谱、著作、图片和文献》、《对中国现代作家手稿的一个新的文本学研究》等。

读书报：作为汉学研究的专家，您的 学术兴趣和研究方向在哪些领域？

冯铁：正如许多研究现代文学的同行一样，直到现在，鲁迅还在我的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在我的中文论文集当中，我特意将对鲁迅的研究放在最前面，那是从我博士论文中节选出来的一篇对于鲁迅生平进行研究的论文。

我的研究领域主要在：鲁迅研究与现代文学综论、比较文学研究、现代作家研究与“夫妇作家”研究、文学理论与翻译研究以及手稿研究。这一选择和排列大致反映出了二十多年来我的研究兴趣所在和研究历程。

读书报：您最初是从哪个领域开始进行汉学研究的？

冯铁：正如我所研究的“尼采在中国的接受”这个题目所揭示的，我对现代中国进行研究的最初兴趣是在哲学，而且必然的是在对西方哲学的接受上。我在中国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关于尼采这位影响巨大的现代哲学家在中国被接受的相关研究文献的目录汇编。尽管同一年我又发表了这一目录汇编的德文续编，但随后这一工作就由成方等人接着做了，因为他们更容易接触到一些难以获得的资料。

读书报：那么后来您是如何转向更广泛的汉学研究领域的？

冯铁：我自己的研究兴趣悄悄从哲学交流上转移了，因为我发现尼采哲学关于语言和文学的看法更引人入胜，也更丰富多彩，或许更能揭示出中国的知识气候。因此，我把一部分注意力放在了郭沫若、郁达夫、茅盾等等尼采的中国读者身上。同时，我也接触到了不仅作为一个杂文家和《野草》的作者，而且也是把同一段文字，例如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的前三节，分别用文言文和白话文翻译出两个不同版本的翻译家鲁迅——很少有中国翻译家这么做过。这就是我在特定的语言共同体内，如何开始对某一著作体系中翻译的历史、翻译的过程以及翻译的现状发生兴趣。并且由于我意识到并非所有热衷尼采的读者都能直接阅读他的德语原著——像郭沫若、郁达夫那样精通德语甚至读了部分浅薄的德语诗的读者只能算是极少数的例外，我也开始对不论过去或现在都普遍存在的二手翻译感兴趣。浏览一下鲁迅的私人藏书，其中常常有同一部著作的三种不同语言的版本（日文版、德文版、俄文版），甚或日文版、德文版又各有两种不同的译文，他自己就是在参照不同版本的基础上把一本著作翻成中文的，这也充分揭示了这一现象的复杂性。

读书报：鲁迅研究在您的汉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那您在鲁迅研究方面关注的焦点是什么？

冯铁：在我看来，很明显对鲁迅这座丰碑的塑造大概从1931年9月鲁迅50岁寿诞时就已开始了，1936年10月鲁迅逝世后这一“工程”更是明确启动，凭借不断地自我复制，直到目前这一潮流依然表现强劲，并且似乎将来也肯定会高效地持续下去。而鲁迅这一身份地位的取得，也很明显并非纯粹源于其本身焕发出来的文学或美学魅力。因此我开始对鲁迅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发生兴趣：从脱离具体文本语境把单个词句摘出编录在一起的“选本”，到注解详尽的“纪念碑式”十几卷“全集”，再到不久前才在台湾摘掉异端邪说的帽子获得自由流通权利的奇怪现象，这些都是我所感兴趣的。换言之，我所感兴趣和关注的是鲁迅的“经典化”及其所有作品文本的处理过程。这就是我为何对文学社会学——包括期刊杂志和作家们的经济状况，特别是版本研究感兴趣。

读书报：除了研究鲁迅，您是否还关注过他同时代的其他文学家？

冯铁：一座“丰碑”不但会激发着人们去追寻谁曾经作为雕塑家参与了对它的塑立，也会让人想知道它是竖立在哪儿，是在海边还是在城市公园的中心？因此从另一方面说，去研究那些被根本排除在“鲁郭茅巴老曹”等“丰碑”之外的“小”作家，几乎成了我的一种责任。这就是我为何开始研究那些被文学史学所遗忘了的作家。如果他们像章衣萍等人一样曾经跟鲁迅密切交流合作过，后来又遭到鲁迅或者其注解者们——或者既有来自鲁迅又有来自其注解者们的贬损，他们也许更有趣也更具吸引力。

读书报：对鲁迅和他同时代作家的研究又是如何导向了您称之为“夫妇作家”的研究呢？

冯铁：为推进这种或许可以被命名为“辩证研究”的方法，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女性主义的批评：我很快注意到，在许多情况下，不管著名与否，男性作家已经成为了一种丰碑，而作为他们同伴的女性作家则或者部分或者全部地消失在他们的背后。如果仔细考察一些事例就会发现，异性伙伴或者配偶其实发挥了比文学史叙述中所承认的远为重要的作用。女性自身极具创造性，她们充当抄写者或校对者或者两者兼具，而一旦她们成为遗孀（这一角色被许广平发挥到了可能想象的最充分的程度），她们会用写作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已故男性伴侣的文学遗产，她们的故事往往在一个公式化的标签“我与……”之下，这创造了一种几乎相当成熟的传记体裁。在一段时期内非常流行的“情书集”——鲁迅为之贡献了一个著名的例子，他出版了那部受到广泛讨论的他与许广平之间的通信《两地书》——成了我提交给苏黎世大学的教授资格论文的出发点之一。那篇论文是研究夫妇作家的，尽管考虑到他们中间的许多伴侣只是同居关系，并不是法律意义上夫妇或者不为社会所认可，我更愿意称之为“情侣作家”。

读书报：您还提到一个重要的汉学研究领域——手稿研究。您是怎样转向这个领域的？您进行手稿研究采用了什么研究方法？

冯铁：在哪里还能搜集到比其著作手稿中更好的证据来证明夫妇作家们之间或者实际存在、或者假设存在也或者模棱两可的文学合作呢？被1970年代那让研究者们感到幸福的形势所鼓舞——众所周知，鲁迅手稿那时就以后来出版者都难以企及的高质量出版了，我的注意力从总体上开始转向现代作家的手稿研究。这使得我最终开始触及文学生产的物质核心：包括从书写工具到修正和修订的特别方式等所有方面。这是目前我的主要研究路径，也是我在一本将很快跟中国读者见面的专著中进行探讨的内容。

在这一点上，一些术语词汇存在于我那篇有关《子夜》的文章，以及其他有着某种理论目标的文章中。我使用的范围相当广的专业术语词汇在现有的汉语体系中还没有对应词存在，因为这一研究领域作为一个新兴学科才刚刚出现，我推想，将来肯定会有更好也更具竞争力的表达方式来指称同一现象。至于在传统的版本研究中当然也会研究手稿，但只不过是把手稿作为一种辅助资源，因此这一研究相对于20世纪已经彻底改变的实证模式来说显示了一种解放。我使用的一些术语或许听起来比较陌生甚至奇怪，然而每一个都是充分考虑之后才造出来的，旨在将其抽象到足以处理现代手稿研究中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我应该提到的是，这受到了法国系谱校勘编订(critique　génétique)学派所提出的方法论的指导。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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