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特·温特森：“我创作的是真实的生活”

珍妮特·温特森：“我创作的是真实的生活”

珍妮特·温特森(Jeanette Winterson)这个名字在中国可能还很“小众”，但对于喜爱她的读者来说，她的每一部作品甚至人生经历都是如此丰富、如此独特。这位被英国《独立报》称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好也是最有争议性的作家之一”的女作家，在8月来到中国，和中国读者分享了她特立独行的生活和创作态度。

“对自己坦诚相待”

在外人看来，温特森的人生就像一部文艺电影。她1959年生于英国曼彻斯特，从小被收养，生活在兰开夏。养父母是虔诚的宗教信徒，这对温特森影响很大，养母希望她能够研读《圣经》，将来传教布道。而温特森在物质贫乏的家乡却发现了一座宝库——镇上的图书馆，于是，从排在字母表前面的简·奥斯汀开始，阅读和文学逐渐改变了温特森的生活。

改变温特森生活的还有青春期的爱情。19岁时，温特森爱上了一个女孩。她告诉母亲，这令她欢乐，母亲反问道：“正常就好，为什么要欢乐？”如今，她正在写作的书就以母亲的这句话命名：《正常就好，为什么要欢乐》(Why Be Happy When You Could Be Normal)。温特森与同性的恋情为家庭环境所不容，她离家出走，曾先后在殡仪馆、精神病院等地生活和打工，最困难时住过汽车后备箱。关于这段经历，温特森认为“相比身体上的痛苦，更难忍受的是精神上的痛苦”，她坦然地说：“生活中确实有改变人生的事情，但没有人能够事先预见，也无法事先规划。我们要做的就是与自己和解，对自己坦诚相待。”

1985年，温特森出版《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Oranges Are Not the Only Fruit)，获英国惠特布莱特新作奖。这部作品恰恰可以看做她青少年时代的“自传”，虽然叙述者是第一人称“我”，但作者本人却在写作过程中，从旁观者的视角审视了自己曾经“无法处置的境遇”。温特森笃信，生活在复杂社会，要真诚地面对自己，因此她在创作中也逼着自己要真诚，有时甚至超出了令自己舒服的程度。在书中，温特森把自己年少时的生活现实与虚构交织，她直言：“这并非事情的全貌，但故事就是这样讲的，我们依循心愿编造故事。听任宇宙不被详解，这就是解释宇宙的好办法，让一切保持鲜活生猛，而不是封存在时间之中。”

在写出《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之后，温特森又陆续写出了《激情》(The Passion)、《给樱桃以性别》(Sexing the Cherry)、《写在身体上》(Written on the Body)、《艺术与谎言》(Art and Lies)、《宇宙的均衡》(Gut Symmetries)、《苹果笔记本》(The Powerbook)等重要的作品。2006年，温特森以其杰出的文学成就被授予英帝国勋章。可能与一直以来的经历有关，温特森的生活和写作态度颇有些“自我中心”，她习惯于先料理自己的心情，然后再去管别人的期待，她有5年没有动笔写小说，只写了两本儿童读物，余下的时间就是自己种菜和环游世界。温特森感激现在生活中拥有的一切，希望自己不要裹足不前，但也不会给自己太大压力，“什么时候感觉写不动了，我就会停下来。”

“写作无规则可循”

读温特森的小说，会发现她的每一部作品在语言、叙事等方面都有创新，令人惊喜连连。在《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中，温特森以《摩西五经》来命名每章的标题，每章末尾的童话、寓言则融入叙述主线，贯穿起“我”的成长以及对人生思考的逐渐成熟。在《出埃及》一章的末尾，温特森讲述了“四面体国王”的故事。一天一个女子带给国王一个由侏儒操控的舞台，侏儒同时表演悲剧和喜剧，所幸四面体国王有多张脸，他可以绕着戏院踱步，同时观赏悲剧和喜剧。温特森写道：“他走了一圈又一圈，终于明白了无价真理：悲喜交替，没有终点。”这也是她在若干年后回顾年少时光得出的感受。在《写在身体上》中，温特森描摹了纯洁而炙热的激情状态，探讨关于爱情婚姻和欲望的痛与乐。《激情》则以拿破仑战争作为宏大的历史背景，讲述有关战争、有关战争中的个人行为、有关幸存、破碎的心、残酷与疯狂的故事……在温特森看来，写作、艺术是唤醒想象力、释放自由的活动，小说不应千人一面，写作也不应遵守某种规则。

温特森在作品中对语言的重视程度甚于对小说故事性的重视，甚至有点迷恋。毫不夸张地说，是语言掌控着她的故事的魅力。温特森承认自己对探索和解放小说的空间和语言更感兴趣。在她看来，以英美为代表的传统西方文化中，小说只是负责讲故事。而在当代，电影、电视载体在叙事上已经做到很好，难以超越了；而电视的大行其道又削弱了语言的纯洁性。不过温特森对此信心满满，新媒体、新技术的出现不一定是对小说的威胁，反而可以成为一种替代和机会，小说可以像诗歌一样去探讨人们内心的感受，这就需要保护和加强语言。很长一段时间，温特森将创作重点放在语言上，探讨内向而非外化的东西，希望就小说来思考小说。

其实，对于小说的“破”与“立”、对于文学，温特森的看法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她热爱独立的私人书店，痛恨连锁超市式的图书卖场；她呼吁爱书的人能保住纸质书市场，在生活越来越便利的时候也不抛弃以往的文化；她说自己这代人传承了莎士比亚、简·奥斯汀、弗吉尼亚·伍尔夫等人的文化传统，责任就是“把书带给下一代，由他们做选择，而不是让他们没得可选”，想法颇具使命感又不乏无奈。她眼中的小说有着类似的装帧，但包装下面的核心却充满不确定性。她发现，世界上人们的思想和趣味越来越相似，而小说的功能就是给这一切打上一个问号，它揭示人们心中很隐秘的部分，并向人们发问：你真的想这样选择吗？“小说的作用就是打破固有思想的不稳定力量。”因此，温特森说：“我们不为市场创作，也不为跨国公司工作，创作也不是生产产品。我们创作的是不能以GDP衡量的东西——我们真实的生活。”虽然这番话看起来很“阳春白雪”，但温特森很理解如今很多年轻作家的困境：他们的生存压力很大，为了成功，不得不将写作市场化，但他们写出来的作品并非是他们想写的那样。这也说明社会对于作家的不信任，“要是足够信任作家，就要给他们机会去失败”。

“希望我们都曾改变世界”

温特森从来不希望自己是自我重复型的作家，所以她在每本书中都寻求突破。25年的创作至今，她的身上被贴满标签：“女权主义者”、“同性恋”、“后现代”……内心却变得充盈丰满，并非褪去了棱角，只是更加坚定平和。她说：“能够感受爱和被爱，随心所欲地生活，这于我而言是最重要的。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自己的创作头脑依然敏锐，这是非常美妙的事情。”温特森把现在的社会潮流称为“升级文化”，人们在一两年之内不停地更换手机、电脑，而在她看来，有了冰箱、汽车、手机、电脑，生活只是变得更方便了，但并没有变得更好。“升级文化”影响到了我们的个人关系和两性关系，人们受不了长时间和一个人相处，所以会舍旧而取新。在“升级”的社会潮流中，温特森很注意厘清金钱与创作的关系，她认为挣大钱和随心所欲地创作不可兼得，“每件事都要花时间，而生命只有一次”。

作为女作家，温特森对于女性感受的表达非常细腻：“我们经常会让头脑逃离身体，用一种感受去代替另一种感受。女性有很多的感受，但也会很快地让自己逃离感受，以保证关系的稳定和舒服。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忽略了自己是否真的被爱、被爱了多少。”面对这个问题，温特森的态度是毫不含糊：“越是想抛弃的感受，越要把它抓住想透。这虽然很痛苦，但在自我剖析、了解自己的真实感受之后，我们和别人的关系就会发生变化。人与人之间不再是相互利用，而是两个真实的人在了解和相处。”

温特森很有责任感，觉得自己可以成为年轻一代的向导，就要勇敢去做。世道艰难，年轻女性面临工作和两性关系上的更多压力，温特森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给她们帮助，让她们以自己的思想、视角，用自己的方式去创造，发出不同于男性的自己的声音，为社会注入自己的价值观。“再过25年，希望我们都能发现自己曾改变世界。”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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