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文学

 

重新发现文学

——在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的演讲

 

谁发现了今天的文学？

 

在这个冬日的夜晚，应该是围着一个火炉，三五好友，喝点小酒，来个火锅，来点麻辣烫，摆摆龙门阵，是十分幸福惬意的事。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白居易的诗。这就是文学的意境。文学所表达的冬夜的温暖。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冬夜，但不是每个人能够用精美漂亮的句子表现出来的。但是，会有一批人，会为我们记录下这样美丽的回忆。这种人就叫作家和诗人。

 

我今天跟大家在这样的冬夜谈文学是很危险的，谈文学，文学的主角是作家，作家在网上跟医生、城管、教授、政府官员一样，全是人民的对立面，全是被恶搞和咒骂的对象。

 

难道作家就一定要挨骂吗？作家做了什么对不起人民的事？像官员贪污受贿了吗？像医生诊死人了？像城管掀小贩的摊子了？没有。难道作家不是社会最后的良知，不是民族精神的灯塔吗？

 

作家与人民之间发生如此严重的对立和误会，这在全世界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因为在西方国家，作家是极受尊重的一类人。这反映的是我们国家的文化政策、文化战略，甚至民间的文化立场都出现了极其可怕的混乱。分析起来，这一是与作家的位置和担当不够有关；二是与社会和政府的漠视、误解甚至间离有关。

 

《南方都市报》的记者，因爆料雷政富的不雅视频，受到了死亡的威胁。还有河南报道什么的丢了性命的。有的记者为调查一件事卧底几个月的，非常危险。这就是担当。而作家成为了最安全的职业，在任何时候，没有看到作家们冒着什么风险出来说一句话，当需要作家站出来的时候，作家们躲在谁也不知道的角落里。可一旦出现，他们又跟政府的官员同台，这就导致了大家认为作家是与政府沆瀣一气、同流合污的，是一丘之貉，帮闲和帮忙的文人。

 

误解的逻辑就是这样：作家是体制内的，体制内的就是政府的人。官民对立自然而然的产生作家与人民的对立。比如2010年春上我们在重庆开中国作协全委会。网上说在西南大旱之时，这些作家住五星级宾馆，吃一千多元的自助餐。五星级宾馆是住了，但现在开会都差不多是五星级，又是政府采购价，想必不会太贵，吃千多元的餐完全是子虚乌有，你能吃一千多元的自助，吃什么东西呀？但事情一弄到网上就成了作家们的滔天大罪；二是，政府漠视文学在一个国家文化战略中的重要地位，过去几十年作家是受气包，是被批判的、被踹来踹去的对象，知道历史的比较清楚。反右，文革，都是先拿作家开刀。但是到了新时期，即上世纪80年代，作家的处境好了一些，管制放松了，政府也不再相信作家会利用小说反党，至少不会成功。于是让他们自生自灭，让他们自动消失。说白了，就是淡化处理文学。后来因为电视的兴起，政府的注意力转移到能让他们有成就感的事情上，让他们有政绩的事情上。比如抓影视剧，抓青歌赛，抓一部叫什么“晋京演出”的大戏。哪一个领导人在现场说上一句：“我看了，很不错”之类的表态话，就回去可以大肆宣传，投入上千万数千万的也就值了。一个青歌赛获了个什么奖，一个电视剧上了什么“央一黄”就要奖几百万。没听说这么抓文学创作的；三是，文学刚遇到了不挨批的时代，又遇到了一个比挨批更糟糕的全民娱乐时代，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导致金钱与权力畸形重要的时代，人们的兴趣不再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四是，宗教的放开，让很多需要宗教麻痹自己糊弄自己的人，直接去宗教里找安慰；宗教在经济不好的计划经济时代是退守的，躲藏的，现在知道人们手头有钱，当官的信到了骨子里，比方信风水信算命，于是真的假的和尚道士尼姑都出来了，国家不准喇嘛出藏区宣传佛事讲经的，现在所有汉族地区到处都是喇嘛，也不知真假。当然啰，那是要信众掏钱的。还有什么算命的、看风水的。文学的教义根本打动不了人心。因为和尚尼姑的说辞太厉害了，作家的语言没有他们如此快速的煽动性。过去说作家们巧舌如簧，现在不如说和尚尼姑们巧舌如簧。

 

就在文学和作家都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之时，中国突然有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太突然了。于是，中国人的诺贝尔奖情结终于尘埃落定，有了结果。这让中国人松了一口气。其实，在这之前，有过中国人得奖的，因为此人加入了法国籍，又因为此人是八九年出去的，不让他回来，人家才成了他国国民。莫言的获奖，有的说是对中国作家和文学的肯定，有的说这与其他作家毛的关系也没有，人家获奖扯上中国文学是瞎子跟着癞子走——想沾光。面对着诺贝尔文学奖的全民狂欢，老百姓议论的是他的奖金如何用？作家们操心的是他会成为人大政协代表，因为他是党员，会不会成为中央委员？下届的作协主席会不会是他？还有哪些人因为莫言获奖比较郁闷？总之，吃了咸饭操不完的淡心。

 

最为郁闷的是那些离诺贝尔文学奖比较近的人，明明自己呼声很高的，莫言一获奖，他们没戏了。因为，在莫言获奖前，有人宣称中国十年二十年没戏，可话音未落，莫言中了。莫言一获奖，就断了另一些中国作家的财路。真的自他之后，至少十年甚至二十年不会再颁给中国作家了，本来诺奖就被称为欧美奖，对亚洲是歧视的。而且谁还能超过莫言呢？像他这种才华的作家毕竟不多，他是那种旷世鬼才，写作山呼海啸、倾盆大雨。诺贝尔奖给了他，不要说其他作家沾光，实际上是否定了中国的其他作家，否定了他们的写法。这是很让人伤心的。他的获奖，把许多作家的自卑感激发出来了，而许多作家将不知道今后怎么写作，他们会十分纠结，对自己的未来一派茫然，不知所措。自此，许多作家将硬着头皮当作家。

 

想一想，你能有他的想象力？你能有他的语言轰炸？你能有他的持续激情和题材敏感？想一想吧，他每一个长篇，在题材上都抓住了中国最为重大的、最为敏感的东西，也就是不管好的坏的具有中国符号意义的东西。《酒国》是对中国人稀奇食癖的大展览大批判，吃红烧婴儿，吃活驴，等等。其实他哪里是在写饮食，他是在写政治。如写端上那个红烧婴儿时，莫言大肆写了这个红烧婴儿的神态，党委书记对丁钩儿的怀疑解释道：“老丁同志，您太固执了。我们都是高举着拳头在党旗前宣过誓的人，为人民谋幸福是您的任务也是我的任务，不要以为天下只有你是好人。吃过我们酒国婴儿宴的人，有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也有世界五大洲的尊贵朋友，还有国内外大名鼎鼎的艺术家、社会名流。”他继续写道，“…你们是领导干部，杀百姓的儿子喂自己的肚子。天理难容！我听到儿童们在蒸笼里啼哭，在油锅里啼哭。在砧板上啼哭。在油、盐、酱、醋、糖、茴香、花椒、桂皮、生姜、料酒里啼哭。在你们胃肠里啼哭。在厕所里啼哭。在下水道里啼哭。在江河里啼哭在化粪池里啼哭。在鱼腹里啼哭在庄稼地里啼哭。在鲸鱼、鲨鱼、鳗鱼、鱿鱼、带鱼等等的肚腹里，在小麦的芒尖上、玉米的颗粒里、大豆的嫩荚里、蕃薯的藤蔓上、高粱的茎杆里、谷子的花粉里等等啼哭。哭啊哭，令人不忍卒听的啼哭声，从苹果里、鸭梨里、葡萄里、桃里杏里核桃里发出。水果店里是婴孩的哭声。蔬菜店里是婴孩的哭声。屠宰场里是婴孩的哭声。酒国的盛宴上回响着一个个被害男童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啼哭声。我（丁钩儿）不对你们开枪对谁开枪？”

 

《檀香刑》写中国专制社会的精心杀戮达到了何等地步？真是看后才知道这个国家的人民是让统治阶级任意宰割的，剥皮的檀香刑，让杀戮如此精制，所谓文明古国，不就是一个杀人如麻的屠宰场吗？我在台湾买过一本书叫《不得好死》，就是讲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各种酷刑。《蛙》是关于计划生育的，这个问题让世界多有诟病，这都是外国人最为关注，最感兴趣的中国的国家级问题。

 

当然也有比较聪明的，比如写中国因卖血出现的艾滋病村，但写得没有莫言大气，只有火气，急于揭露，直奔主题，向西方献媚的意念太明显，没有莫言的机智、狡黠。可以说，莫言在处理如此敏感的题材的时候，是一只狡猾的老狐狸，你是抓不住他的狐狸尾巴的。我不讲他的才华，他在处理这类题材时的聪明绝顶，其他作家难以望其项背。

 

最好的作家有最好的表达方式，有些中国作家看到了外国人还是识中国文学的好货的。一些曾经自我感觉良好的作家，写的东西就是小气，不通畅，不挺拔，不高朗，精心设计，小心求证，又是革命，又是全景，又是宏大叙事，回头一看，宏大的是野心，浪费的是文字，一堆垃圾，说不出个道理。跳不出自己狭隘的心胸，充满了算计，在向读者和市场献媚的同时，还要向当局或者有关上司抛媚眼，力求一箭双雕甚至是三雕四雕。这种精心算计下的作品，找到了某种平衡的诀窍，并且果然正中某些官员的下怀，皆大欢喜，充满了成功的假象，会让他内心充满了欢呼，在持续满足自己虚荣心的同时，自己卑劣的写作内心膨胀成所谓灵魂的高度，神圣的坚守。这样的写作有时候会气势汹汹，但实际是八面玲珑，最大的野心是，把世界都揣到自己怀里来，一切如我所愿。

 

现在他们会想——会在得到一切之后想，会在夜深人静时想，扪着良心想，实事求是地想，真正的小说应该是莫言之类的。可是，他们的才华不逮。

 

以上是一类发现。作家的发现。

 

另外是社会的发现，是整个时代在娱乐狂潮下重新发现，文学还在啊？文学成为了如今这个样子啊？而且是多么好的样子！文学真是与众不同啊！人们从那些惊天动地的流行音乐声中，从那些高分贝的震耳欲聋的电影电视中挣扎出来，想透一口气时，看到了文学，看到了安静如初的、对我们微笑的文学。看到了纸质书籍中的金壁辉煌，斑斓多姿，令人晕眩的语言发展到了如今的高峰，太美不胜收了！作家们的劳动和坚守太了不起了！

 

会这样吗？我想会的。只要他静下心来读一读莫言以及纯文学、雅文学、精英文学作品，他一定会发现，这个不太好玩且让人生厌的、远离的、遗忘得太久的文学，的确守身如玉，一点儿也没有改变。我是讲他的立场和坚守。

 

三是官员的发现。这个发现对作家说不定是灾难。因为，我们的官员过去以为文学都死了，或者说不死不活，作家也没几个工资，都窝在一个叫作家协会的地方窝里斗，给他的自由也就那么多，这个不能写，那个不能写。比如文革是不能写的吧？比如官场小说是要限制的吧？比如底层小说是要排斥的吧？比如是要提倡主旋律而不能总是揭露阴暗面的吧？就那么点儿事，划了一个圈儿，你写去。没有人看书了，纸质书快要成为历史档案了。可是，冷不丁冒出了一个作家，逮了个诺贝尔奖，中国的文学这么厉害？于是又有一些人检举揭发，说莫言的小说是如何含沙射影攻击党反对政府的。

 

对有些地方尊重文人和作家的官员来说，莫言获奖可能会让他属下的作家们受点益，更加爱护和关心作家；对另一种官员，可能看过这些小说想，啊，现在的小说，比文革前的小说反动他娘的一万倍，这么肆无忌惮地攻击我党和我党政策的？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那不翻天了？于是，灾难临头。——这种可能我以为是存在的。会在对文学的管制上紧缩，不会让作家什么都写。在发表上，在出版上，比原来更紧。这种情况本来就存在着。比如我的一些作品在发表时总是会要求修改，删除一些太过敏感的词语、段落。从《马嘶岭血案》、《太平狗》到《一个人的遭遇》等等。《一个人的遭遇》出书时也删节了很多。

 

四是公知的重新发现。公知也是在网络上遭骂的对象，他们喜欢发表一些奇谈怪论危言耸听以吸引眼球，于是总是厚着脸皮自找挨骂。这些人对文学是懂的，却不想承认中国文学在世界上有着巨大影响的事实。当然，也有看走眼的时候，也有被当今的无信仰、无标准、无底线，被娱乐时代弄得一片莺歌燕舞以为就是中国文化的繁荣和高度的假象冲昏了头脑。有公知竟然说要像重视孔子一样重视章子怡，中国文化才有希望。一个章子怡和姚明顶一万个孔子。还有公知打赌说如果莫言获奖就戒饭的；还有的说十年二十年中国人根本不可能获奖的；还有的在网上打赌说，如果莫言获奖，他愿意割小鸡鸡并且网上直播。最后他的那个东西割了没有谁也不知道。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这就是，文学本来在网上是弱势群体，公知们在网上是霸主。但因为文学作为真正沉默的大兽，不发声则已，一发声就压倒了这些瞎放屁的公知。他们的唬人的言论，真的很轻率很滑稽很无聊很浅薄。我对这些所谓的“公知”是不敢恭维的，他们缺乏自制，他们把网络当成了他们沽名钓誉的舞台，没有责任感，没有是非观，没有羞耻心，没有道德约束，趣味低下，做人浮躁，不会安静，就像骂街的泼妇，吆喝的小贩，不甘寂寞，缺乏起码的学养与教养，许多是不学无术之徒，滥竽充数之货。而文学呢？的确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当今文学有何不同？

 

在座的听我讲课的都是喜欢文学或者是校园里的文学积极分子，对文学是懂的，对文学漠不关心和似懂非懂的人也不少。但莫言获奖造成的假象是好像中国对文学非常重视，重视到狂热的地步。中国好热爱文学啊，中国作家的地位好高啊，莫言获奖全上的是报纸头版头条，跟十八大召开的待遇是一样的。中国人个个都是读书狂，都追捧作家。不然，怎么解释莫言老家乡下的一个小院的萝卜，被人全部拔光了？连他老父亲种的豆子也被人剥光作纪念去了？萝卜不是拿去吃的，是会要制成标本的。也有可能被家长拿回去让小孩子吃掉，因为是文曲星家的萝卜，吃了明年就会考上清华北大考上重庆邮电大学。如果诺贝尔文学奖不重要，又怎么解释一个山东文化干部给评委马悦然寄去大量书画，说若他获了诺奖，奖金归马，荣誉归他。这个人马悦然虽然始终未点名，但可以肯定的是，此人绝不是正儿八经写小说诗歌的主，这么多人如此垂涎诺奖，你能说中国人不重视文学，不尊重文学吗？

 

追捧诺奖，如风过尔。但是，人们可能重新开始对文学的认识，重新对我们社会进行文学的启蒙。也有可能，作家们的书好卖一些了，读者真多起来了，政府对文学的投入加大了。

 

当下的文学究竟与过去有何不同。回答肯定大不相同。官员会说：反动；公知会说：太扯；柔弱的读者会说：太狠；淑女会说：太匪；传统读者会说：太怪；一流读者会说：太棒！

 

过去的文学是什么？如今的文学是什么？其实不管怎样变，比如口味变重了，比如形式变怪了，语言变爽了，表达的内容与方式变得面目全非了，万变不离其宗。文学还是一样的。文学对人的作用是一样的，文学的生成是一样的。我的理解，所谓文学，就是有一些人对语言的感受和操作高于别人，天生会把大量语汇存于脑中，用起来灵活多变，也就是善于组织语言。主要的还是感受、提炼、表达，达到完美且能与他人内心交流。我开头说的白居易的诗。一般人也会感叹：快下雪了，搞点酒搞个火锅大家聚一下好巴适哟！只有诗人作家会用最准确精炼的文字，把这种时刻的细微的感觉用细微的语言细微地表达出来。如果要我来定义作家，我认为，掌握了语言的丰富性就是作家。当然还要灵气。灵气也就是有细微感觉的东西。唐诗是这样，宋词也是这样。曹雪芹是这样，莫言也是这样。如果说得正规一点学术性一点专业性一点，我想引用在201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秘鲁作家略萨的一段话。他说；“文学是反叛精神的食粮，是非正统思想的传播者，是那些在生活中拥有太多或者太少的人的避难所。人们在文学中寻求庇护，以躲避不快乐或者不完美。”

 

这只是一种说法。说法太多了。这种说法中有几个关键词：避难所、精神食粮、反叛性。因为我们极易在现代社会受伤害，需要一个避难所，文学是比较好的躲避伤害和治疗创伤的地方。这个地方是虚拟的，是以文字建构的，但对许多人无异于堡垒和天堂。文学是精神的大餐，好的文学尤其如此。文学的反叛性也是很强烈的特征。文学很少唱赞歌，文学的批判精神、怀疑精神，对人类的进步起过巨大的作用。但对一般的常人来说，这些话说了等于白说，因为他们压根儿就不懂文学也不关心文学更不需要文学。文学在当今社会有许多替代物。现在因为诺奖，而让情况变得有些不同。

 

总归，文以时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特别在中国，文学从来是与政治分不开的。政治是什么，文学就会是一番什么面貌。文学受制于政治的封闭或开放程度。但是，现在的文学比之过去，是天翻地覆了。文学的变化与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相当，比政治改革快一万倍。用专业术语说，中国的文学这几十年，以迅猛的速度跟上了世界文学的步伐。中国有一大批非常优秀的作家，一点儿也不受中国政治气候的影响，创作心态跟视野非常开阔，风格的自由度极高。我希望大家不要错过了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关注。在一个相对紧缩相对有禁忌的写作环境里的文学表达，其作品有着更大的象征空间和隐喻空间，这对文学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当一个社会什么都能够说时，你还能用文学说什么呢？文学就是寓言，寓言就是把不能说的话放在故事中。用故事来说不想说、不敢说、故意不直说的话。因此，我们的作品大量的就是一种王顾左右而言他、指东说西、指桑骂槐、含沙射影、或者嘲笑挖苦、恶搞埋汰、嬉笑怒骂。而对文学而言，这是最好的，最能出佳作、出绝妙语言和故事的时候。

 

如果你这些年没有读过小说，特别是与莫言同类同质的小说，你真的会发现它们与过去我们曾经接触到的大众流行文化有多么的不同。我想讲几点：

 

1、在形式上不同。我是讲阅读的形式。捧着一本散发着油墨芳香的书，跟在电视前和高分贝的电影院里接受文学熏陶是完全不同的。凡是好的文学作品在电视里就不是文学了。因为电影电视是普遍的观众，而文学作品的接受是有极强选择性的读者。它强调或者暗示的受众是只对语言艺术、纸质书籍感兴趣的人。说简单一点，是读书人。再明白一点，是安静的读书人。过去的书也没有现在的装帧、版式、印刷的精美。现在读书是一种享受。有的人可能喜欢电子书。但我不喜欢。这是一种习惯。但现在的书的质感我认为不输电子书。我时常出国，我很少看到外国人读电子书。外国人喜欢读书。你在机场会看到许多人捧一本书在读，且十有八九是小说。那么厚的小说，他们愿意带在身边，有点空就会翻翻。可见，纸质书的魅力在世界上依然不减。

 

2、敢想。也就是想象力。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起，近三十年特别是新时期的文学充满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好的作家真的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这与过去的小说是完全不同的。当然，在遥远的年代，如明清，甚至如先秦时期的文学包括神话，是充满了想象力的。但自白话文兴起之后特别是解放以后的文学基本失去了想象力。想象力的激发是外国文学涌入中国后带来的最为显著的特征，也是一个民族恢复生机后智慧如火山爆发的结果。特别是像莫言此类作家以魔幻手法写出的作品，具有着人类智慧中的极端想象力；二是这样的作品给读者的阅读提供了想象的空间，让读者主动地参与，而不是被动地接受。需要想象的阅读，这是高品质的文学作品的标志之一。而一般的通俗文学、大众文学、网络文学是不具备的。在互为想象中，一个作品就从作者笔下，顺利走进了读者心中。这种神奇的穿越，这种隐秘的通道，在那些能互相理解，互相感应的心中，架起了深深信赖的桥梁，就像爱情，是通过暗示来完成的。而好小说就是通过暗示来让读者愉快地接受的。好小说的参与性极强，它为你布置了一片天空，有魔法来让你飞腾。语言是那把神奇的有魔力的扫帚。阅读是一种最古老的生活方式，捧着书，就是一种智慧的传递。就像火炬的传递。可以说，没有读者的传播，小说中出现的人类智慧就不能传承下去。可见读者是多么重要。

 

3、人们会发现，小说的语言与其他语言有多么的不同。简直感到神奇得不可思议。在我们的这个商业社会、政治单一的社会，流行和使用着许许多多完全不同的语言。比如推销语言，比如宗教语言，比如学校语言，比如时尚杂志语言，比如小品台词语言、央视7点的语言、官员讲稿语言、广告语言、论文语言包括大学学报语言、文件语言、流行小说语言、报纸副刊语言等等。与莫言同质的作家们的小说语言，完全是一套高水准的、有着大量创造性的、陌生效果的、智慧和魅力十足的、具有爆发力、穿透力和感染力的经过改造后的书面语言、民间语言、地下语言。

 

一些作家的语言如此优雅有型，句子如此漂亮干净，通过当代文学语言的丰富性，人们表达思想感情的细致程度，不仅仅是写意，在写实方面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每一个作家的语言都不相同，每一个人表达的世界也不相同。看起来世界只有一个，但每一个作家的笔下，有自己的文学世界。

 

4、敢写。文学其实不再是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文学，不是《艳阳天》、不是《红岩》、《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也不是三四十年代的《家》、《春》、《秋》、《子夜》、《小二黑结婚》等。已经没有那种说教，那种价值观，那种所谓的浪漫主义、乐观主义、革命性；那种好人特好、坏人特坏。没有了英雄，即使是英雄，也是些土匪草莽英雄，如《红高粱》里的“我爷爷”之类。文学其实可以写丑的、弱智的，且会成为一本书中的主角。还有剥人皮的，吃活驴的，吃红烧婴儿的。怎么丑陋、怎么恐怖怎么写。（《红高粱》中写到了孙五剥罗汉大爷的人皮。《檀香刑》中带头造反的民间艺人孙丙最终被施以“檀香刑”。也就是凌迟，剥皮后人是活的，浑身生蛆，但人还没死。主要写刽子手精湛的刀法，要保证刑犯不可以在挖掉最后一块肉之前死去。

 

5、优秀作家的作品与其他艺术门类的观点立场完全不同。作家更具有战斗性和思想性，更具有独立精神。一个小说，跟我们看到的一个戏剧，一个电视，会从构思、情绪、关注点、思考方向都背道而驰，大相径庭。即使改成电影电视戏剧了，也把作家最好的东西丢掉了。这种例子很多。再是，当你听到莫言说“我的作品是超越党派的”之后，你不会惊讶作家敢讲？因为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唱歌的、演小品的、唱戏的，所谓歌唱家、戏剧家、演员，谁敢说他的歌他的戏是超越党派的？都是说他们是为党歌唱的。好一点的说是为祖国、为民族歌唱的。来了一个党代会、人大政协会，他们都要献歌献舞，还要晋京演出。就是给皇上去看的意思，真无聊。可是作家至少好一点的、有自己追求的作家是绝对不会凑这个热闹的，你不可能听到那些真正的作家说是为什么党派写作，人家会耻笑这个作家没出息。你也不可能在哪儿看到戏剧、电影、电视写党委书记宣传部长吃红烧婴儿？你进而就会发现，作家其实不是网上那么窝囊，那么奴颜婢膝的，他们还是能够洁身自好、独立不羁的。是有大智慧、大眼界、沉潜很深的人物。完全不同于那些在舞台上插科打诨、手舞足蹈、上窜下跳、情趣低下的人，也不同于你身边的那些说话的人。

 

恶搞时代的文学

 

我前面等于是对文学进行了一通辩护。当代文学的确非常优秀，非常严肃。而莫言是严肃中的严肃作家，本来没任何娱乐可言，在网上却成了恶搞的对象，再一次让文学成为了小丑。自诺奖公布以后，一时间关于莫言的段子满天飞。

 

网上消费莫言，有政治上的消费，我前面说的想以莫言的获奖来宣传中国文化的成就，但又害怕宣传，因为莫言的小说与他们提倡的主旋律是不相干的。经济上的消费更是疯狂：有卖签名本的、抢商标的；有开高稿酬为炒作自己公司的，有拔萝卜求文曲星的；有招商引资的,旅游大跃进的……在莫言的老家高密，火烧和烧鸡都标注上了莫言的简介，还有莫言餐馆、莫言洗脚城、莫言保暖跑鞋、莫言新款韩版情侣套装、莫言款欧美简约风平底真皮女单鞋等等。

 

这股恶搞风又牵涉到作协体制问题，又引来一片对作家的痛骂之声。因为莫言是体制内作家，是中国作协副主席，是党员。一个来头不小的所谓名人在微博上大骂：凡是接受作协供养的，都是无耻下流之徒。

 

也未必。我可以在这里说，作家不会比这些所谓公知更下流更无耻。作家，几乎有成就的中国作家，都在体制内。体制不应成作家的原罪。有同学可能会附和这样的观点。作家有稿费，为何要用纳税人的钱供养，也等于是被体制包养了。事实没有这么简单。以作家的工资来说，低得可怜。作家是吃稿费的，稿费自己得。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现在的稿费比上世纪八十年代都低。那时我拿50多元工资的时候，一个中篇稿费会有几百元。顶半年的工资。现在一个中篇，平均6000左右，著名作家的。如果你没名，给你两三千就不错了。最高的刊物15000左右。而上世纪60年代，一个长篇可以在北京买一座四合院。现在一个四合院一亿也买不到了。就算是名家，要写多少长篇才能弄一个四合院？在国外，据说在东欧，过去社会主义时代，一个中篇小说可以买一辆汽车。如果稿费提高到这种程度，我可以不要工资。如果取消作协这种单位，我难道不可以去大学教一门写作或者小说欣赏课？我不可以当教授带几个研究生？现在的体制不允许你这样。像当年沈从文连初中都没上的就有校长邀请他去大学当教授。现在当教授要一步步爬，就跟升官一样，少一步都不行，少一篇论文都不行。民国时候的大学，校长邀请谁当教授谁就可以当教授。现在这个国家的体制特别是人才选用体制已经僵化得没有任何生机了。

 

我不是没有批评过这种体制。我希望作协赶快结束。像苏联，曾经有一个庞大的作家协会，现在的俄罗斯作协，听说只有两个人。我们中国作协代表团去韩国，莫言当时是团长，去全州时，竟有两个作家协会接待我们。人家是民间的，一个地方只要你愿意，你自己想组建多少作家协会都可以。

 

另一种情况是：作家在体制内不见得就歌颂体制。因为作家必须具有批判倾向。大部分作家的作品是跟人民站在一起的，许多作品对现实的揭露，非常尖锐、大胆。真正好的作家从来不会妥协，不会献媚。面对着电影、电视、网络的各种花样翻新、各种大片、韩流、哈日流行之后，有一批作家，就是靠着这种“中世纪的手艺”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着他们的追求，不管怎样被误解和恶搞，都在等待着真正的读者的重新发现。

 

不仅恶搞当代文学，古代文学也被尽兴地恶搞，如“杜甫很忙”，如恶搞古典诗词，太多。

 

作者读者相互发现

 

重新发现文学其实最重要的是作者与读者的相互发现。

过去的小说怎么写，其他的艺术家怎么活，大家明白，现在的小说怎么写，作家怎么活，看现在的。理工科的学生当然是要活在现代，站在科技前沿，但读一些最好的当代小说，会给你们的学习和科研提供新的思维方式，思维空间，可以激发你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过去那些科幻小说中的东西不全都成为了今天的现实吗？“现代潜艇之父”、美国发明家西蒙•莱克，在1870年阅读了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海底二万里》后，发明了包括压载舱、潜水舱和潜望镜。于1898年制造了第一艘成功航行的潜艇，还收到凡尔纳的贺信。现代直升机的发明者埃格•西科斯基也是在他小时候读过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征服者罗比尔》的启发下，发明了直升机。还有大量的东西如机器人、电脑，都是作家们包括电影剧作家们想象的东西，科学家们通过努力，将这种作家天马行空想象的产物，变成了真的。这难道不是作家与科学家们共同在创造世界吗？文学与科学可以结为一体。

 

如果我们重新发现文学，就是重新阅读，阅读虽然不能改变整个社会大环境，但是能够改变我们自己的小环境。你懂点儿托尔斯泰、雨果、巴尔扎克，懂点儿当代文学，你就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在许多场合，你可能是中心。如果你看了小说的《白鹿原》，看了小说的《断背山》，看了小说的《巴黎圣母院》、《安娜•卡列尼娜》，肯定会比看电影收获更大，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你的精神会获得提升，而不是一种简单的消遣与娱乐。我的观点是，看一百部电影，不如读一部小说。

 

事实上，培养阅读习惯很难，改变一个大众文化的阅读者阅读纯文学的习惯更难。很难说如今人们读莫言是否出于一种跟风、猎奇，一种新时尚，新闻亢奋期一过，整个社会又可能回复到从前。我在电视上看到的新闻，莫言获奖后，他的书卖空了，在许多书店他的书的书架旁，许多优秀作家的书如史铁生、王小波、张承志的书，却一本未动。也就是说，莫言得奖，并没有带动其他作家沾光，没有给冷清的纯文学阅读增加点热闹，倒是还让一些优秀作家连带背上了污名。比如山东作协主席张炜，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就因为一个马悦然说山东“文化干部”向他用字画行贿，让网上矛头直指张炜。虽然张炜公布了与马妻的一系列邮件，但有人认为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为张炜打抱不平的大有人在。但张炜躺着中枪，却是不应该的。张炜同样是一个优秀的高尚的大家。

 

读者与作者的相互发现，不是重归于好，而是双方发现各自存在的现实。不是“熊抱”，而是致意。作者与读者关系过从亲密是不正常的，爱书的人跟写书的人一样，应该有起码的怀疑精神。写过《宿命论者雅克》的法国作家狄德罗把读者与书的关系，定为“从消极接受变成持续争吵”。持续争吵就是一对生死冤家。我认为这比较靠谱也有意思。

 

什么读者爱作家啊，作家爱读者啊，都是扯淡的。作家说读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也是言不由衷。希望一个“衣食父母”买你一百本书你才高兴。喜欢跟踪和研究作家，又不断地否定和批评作家，这才是一个好读者。我不是说当代作品都是好的，我的判断是，至少百分之八十是垃圾。我们提倡读经典，当代的也应当读经典。

 

什么是经典呢？卡尔维诺给出的定义是：“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我们越是道听途说，以为我们懂了，当我们实际读它们，我们就越是觉得它们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其他的书如通俗文学、网络文学、流行小说达不到经典所要求的独特性、意想不到的惊喜感和新颖感。因为有了一批精英小说作家的存在，使我们的文学富有重量，充满了探索精神，并得到了世界文学的认可。有一句话是：文学是文化的最高成就。可是，在相当长的时间，人们忘了这句话，对这么好的文学作品视而不见，装聋作哑，或者说有眼无珠，陷入文学的虚无主义之中。如我前面说的那些人认为宣传孔子不如宣传章子怡之类。之所以造成这种是非颠倒，好坏不分，追逐浅薄，紧盯明星，是因为我们自己被娱乐时代给不知不觉地同化了，被其假象遮蔽了。这个时代放低了标准，不需要深刻的艺术，娱乐至上，就是一种浅表性的欢乐，不触及人的灵魂。寻找快乐的最简洁方式就是娱乐，而真正的文学可能会曲折一点，要通过疼痛、悲伤、苦难、怜悯等很多与快乐无关的感觉，曲曲折折地达到一种心灵上的愉悦，而那样的愉悦是深刻的、持久的、关乎人的心灵也是可以改变人的心灵的。

 

娱乐是人的本能。在互联网时代，娱乐造就了流行文化的鼎盛，把一切打败了。娱乐的目的符合人们及时行乐的生命观，心理和生理在得到刺激和享受的同时，让心灵变得不那么具有进攻性、敏锐性、竞争性和受苦感。娱乐就是见异思迁，不需要专注、专一、专心，就是对安静的反叛，一个字：“闹”。但精英文学的写作，就如土耳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帕慕克所说：是一门中世纪的手艺。这种写作手艺靠的是手工操作、经验积累、手脑并用、专注一心、持久累人。那么，它挑选的读者也必须懂得安静，懂得思考，对语言艺术非常敏感，懂得沉浸于文字的芳香中，并且能理解和喜欢那些面目永远模糊、即使清晰也不怎么光鲜的作家。当然，你可以对一部作品保持疑问，在内心与它争辩，就像狄德罗说的“持续争吵”，但你对作家们的劳动应该保持你的尊重，对他们的人格保持尊重。因为说到底，作家们的劳动是极其辛苦的，甚至是千辛万苦。一个歌星一首歌可以唱一辈子，一个画家一匹马可以画一辈子，一个书法家几分钟抄一首唐诗，可以卖到几万几十万，可一个作家却不能重复发表一篇小说，即使发表也不能一稿多投，一稿多投会被人看轻，永远得有新的作品，还得不断突破自己，真的是太难太难了。

 

作家的世界恰恰是远离娱乐的。没有喜欢嘈杂的作家，也没有喜欢热闹的作家。当作家，首先是一种性格，要安静，要寂寞，要会“宅”。

 

作品走出去了，而作家回去了。大家发现，在莫言获奖的时候，他是在自己的老家山东高密。我们应该发现这样一种秘密，作家是喜欢自己家乡的一类人。越是出名，越要回去。这跟做官当演员不同。作家们回到田野、大野、荒野、山野去，是他自己精神的需要，也是避免遭到这个疯狂社会对自己更深伤害的简便溃逃之法。有人说莫言在《檀香刑》上写剥一张活人皮太残忍血腥，其实，这个社会对一个心中有所坚持的人，爱好清洁的人来说，就是一种剥皮，一种剜心，一种凌迟，一种安乐死。如果我寻找到了灵魂的安全感之后，我才有可能去表达我的灵魂。写作对于我们，就是一种内心的喘息。也是一种安魂的方法。用什么来抗击这个社会对自己的伤害？我认为就是躲得越远越好。不要太和别人的世界靠近。

 

如果你不同意“他人即是地狱”这一观点，那么我可以以几十年的经验告诉你：世界是由大大小小的谎言组成的，我们生活在骗局中。为了避免那些互相折磨和敌对、无法沟通，且在骗局中表演的生活，你有权对这个体制造成的社会环境敬而远之，回到你认为安全的善意的世界中去。对于我来说，这就是写作。

 

作家是与真话联系在一起的，他抗拒谎言，特别是被这个社会蒙骗得太久的谎言。他用持续的人物形象和恒久的表达热情呼唤被扭曲的真理，打破人们无法用常规打破的隔膜，从而引起社会的共鸣。哪怕这种共鸣非常有限。

 

我在一篇张炜的文章中看到他引自《托尔斯泰传》的作者英国作家莫德写的一段话，转引过来，我认为非常感人。莫德说他在莫斯科的时候，晚上出来，看到莫斯科的灯火像蜂巢一片，在茫茫的夜色里边，想起托尔斯泰就在这其中，心中感到了一种安慰和安全感。他进而解释说；“他在最黑暗的反动时期，保持着一颗充满希望的心和一个燃烧着的信念，即邪恶的事物决不能持久，当前的罪恶不过是暂时的。”

 

在万家灯火的深处，在这个齷齪黑暗的夜晚，有一盏灯在那儿亮着，在许多人心里就是高高的灯塔，传递着希望、信念和真诚。我们渴望着有这么一种安慰和安全感，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遭受过这个时代的伤害。文学的中国有没有托尔斯泰这样的伟人？我不敢说。现在给我的感觉好像还缺乏带路人，缺乏在人民心里很高大的作家，愿意追随他的这样的大家。因此，作家肩上的责任是重大的，放弃这种责任，无视这种承担，作家将得不到社会和读者的尊重，文学将永远被小众化、档案化、博物馆化。

 

现在，当我们重新发现了当下的文学之后，读者与作家的双向选择就开始了。我希望在座的你们是这个时代最优秀的读者、鉴赏家，也可能是未来最优秀的作家。但因为有严格的挑剔，文学自身的重量感在增加，文学的梦想将越来越有社会性和挑战性，即通过作家的作品，传导更多人对有形生活和无形灵魂的期待，对邪恶势力的唾弃与公愤。

 

文学究竟能不能担当起更大的改造社会的责任？这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现在，我们只能听天由命。但通过近一时期因诺奖产生的中国文学的短暂狂欢，我们有理由相信，文学在一个只讲GDP、只讲金钱与权力的社会里，还是值得期待的美丽世界。哪怕这个世界是美丽幻觉。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到写作这一队伍中。因为，你们会发现，文学在所有工作中，依然是最幸福和快乐的，是最慢的，最自由的，最能表达和释放个性的，最不违背良心的，也是与宗教和信仰最接近的。因此，她也是最纯粹最高尚的！

 

谢谢大家。

 

（根据 2012年12月10日在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的演讲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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