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是一战的东方产物

 

“五四”是一战的东方产物

 

王康，1949年生，重庆人。20世纪80年代撰写《中国改革宪章》，名动京畿。90年代撰写政论片《中国往何处去》，引起巨大反响。抗战胜利五十周年组织拍摄电视片《抗战陪都》，六十周年组织巨型长卷史诗国画《浩气长流》。对中美关系、中日现状、港台新儒家皆有独到心得。

 

如果没有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中国“五四运动”的情况会大不一样。

 

当初那些要打倒“孔家店”的人，那些说几千年文化只是“吃人文明”的人，如果他们的在天之灵能够看见中国后来的演变，他们一定会修正自己的看法。

 

现代社会的很多悲剧和罪孽是由与“谦卑”和“敬畏”这两种精神完全相反的道德概念所导致的，也就是无知基础上产生的狂妄。

 

王鲁湘：九十多年前风起云涌的世界局势催生了“五四”。从悲壮的“十月革命”到激进的火烧赵家楼，为何说“五四”是由外而内的一场精神革命？从世界史的角度评价“五四”，又会有哪些新的见解和看法？有关这些问题，我们请“民间思想家”王康先生为我们解答。

 

我认识王康的时候，他还是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人，但是现在我们都叫他“老康”了。“老康”其实也不老，2009年“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也是他的本命年。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段历史，您会做何思考？

 

王康：周策纵先生 曾经说过，“五四”运动是现代历史上争论得如此之多、如此之烈，但又如此不充分的历史事件。

 

王鲁湘：“如此不充分”可能是对“五四”运动发生时的世界局势和国际背景讨论得不充分。事实上1840年以后中国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件都是有国际背景的。

 

王康：对，但迄今为止这方面的讨论没有得到完全展开。“五四”的很多口号比如科学与民主、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人权与妇女解放等等，无一来自西方，或者来自西方的延伸东方的日本、半欧洲的苏联。

 

王鲁湘：应该把“五四”当作整个世界图景中的一个局部来看待。如果不看这个全景，“五四”运动的意义是看不透彻的。

 

王康：对。否则我们就犯了“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狭隘毛病。

 

地理大发现之后，世界进入一个所谓的“全球化时代”。我们这一代人或者我们的父辈、祖辈所亲历的正是这个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由战争所主导的、影响人类社会方方面面的全球化。在这个大背景下，“五四”运动只是一个发生在中国北京的、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的突发性事件，但这个突发事件却很神奇地成为中国现代历史的起点，成为了中国现代精神元年的标记。

 

迄今为止，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各种回忆、评述、分析可谓汗牛充栋。周策纵先生有一本书是专门讲“五四”的。美国汉学家像费正清、史华慈以及一些旅美学者如林毓生等，也都对五四进行过很多讨论。国内在80年代文化热之后，对“五四”运动也有过反省。但我仍觉得我们可能缺失了一条更宏大也更重要的、从世界图景的角度看清“五四”运动的历史途径。

 

一战为二战奠定了基础

 

过去史学家一直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比较重要，认为1914年到1918年的一战只是欧洲旧的家庭式的争吵。但是冷战结束以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世界主流历史学家开始意识到其实一战比二战更重要。一战不仅为未来洗好了牌，为二十年后的二战奠定了基础，也在精神和文化上基本确立了延续至今的世界历史文化版图。

 

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第一个结果是四个欧洲古老帝国（沙皇俄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崩溃，整个欧洲文明出现巨大的真空。更具灾难性的是“巴黎和会”签署的《凡尔赛和约》虽然结束了战争，却没有产生一种新的精神或文明的尺度，而仍旧陷落在那些导致一战爆发的旧观念的窠臼里，例如老牌帝国心态、殖民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等等。一战首当其冲的结果是欧洲的没落。

 

斯宾格勒 有一本书叫《西方的没落》，刚好是自一战爆发的1914年开始写的，1918年4月在德国正式出版。该书直到现在对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莫大的安慰，也是我们重新了解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窗口。这本书当时在德国思想界引起了轰动。马克思?韦伯、托马斯?曼、维特根斯坦等一批德国一流的知识分子都被它深深地震撼了。因为它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欧洲文明向来不是世界文明的中心，而是和其他文明一样要经历发生、成长、衰老、死亡的过程。

 

但是斯宾格勒也留下一个伏笔。他注意到布尔什维克通过“十月革命”在俄国进行的试验，认为这个试验对欧洲和德国具有启示性，将来的德国也许会把社会主义和普鲁士的国家主义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国家社会主义运动。这个预言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被20年之后出现的阿道夫?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变成现实，后来又发展出奥斯威辛集中营、达豪尔集中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等等遍布欧洲大陆的集中营。

 

一战造成的第二个结果是德国的衰败。德国在战争中败北不完全是军事战场上的结果，某种意义上也是以法国为首的协约国从政治上给德国设下种种陷阱的结果。1919年4月29日德国外交部长、巴黎和会德国代表团团长兰?布（Brockdorff-Rantzau）曾对胜利者说，一旦《凡尔赛和约》被施行就意味着德国的毁灭，同时也意味着欧洲将要陷入不可名状的混乱和绝望。所以宽宏大量的历史学家在情感上都深深地同情德国，认为《凡尔赛和约》的条款是极不人道、极其危险的。

 

即便是列宁这样一个对历史有特殊想法和主张、对暴力和战争绝不拒绝的俄国布尔什维克领袖，都认为《凡尔赛和约》是掠夺性的、屠夫式的、非常可怕的一纸条约。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对法国总理克里蒙梭说，老兄，我们这个协议是迫使德国将来对我们进行报复的蓝本。

 

因此，《凡尔赛和约》不仅没有把一战变成一场终止战争的战争，反而为二战奠定了基础，为仇恨奠定了基础，为军国主义奠定了基础。更为可悲的是，一战造成了欧洲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生命的损失，将近1500万名军人死亡，2000多万平民死伤。但是这个损失却没有换来欧洲有识之士及社会各阶层对战争的深刻反省，没有换来欧洲文明的脱胎换骨。

 

五四是一战的东方产物

 

我认为“五四”运动其实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东方的一个产物，它被笼罩在这片非常不幸的、悲惨的、宿命般的历史阴云下。1917年，胜利国英国和日本达成一项秘密协定，决定战后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这成为日后“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索。

 

紧接着，另一个将对中国产生很大影响的事件接踵而至。1918年3月3日，俄国与德国签订了著名的《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条约》，决定退出战争，以挽救和巩固“十月革命”的成果。这是非常聪明的、善处环境的、深懂历史辩证法的列宁对俄国革命进行的一次具有世界意义的战略调整，他紧接着把目光转向了东方，首先就瞄准了中国。

 

“五四”运动之后不久，1919年7月29日苏俄政府发布了著名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公开声明苏联政府放弃沙皇政府单独、或与日本及其他协约国一起在中国占领的全部领土，即沙俄帝国根据《尼布楚条约》和《瑷珲条约》在中国占据的1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种表态和《凡尔赛和约》所表现出的西方政治家的自私、霸道，以及老牌帝国主义的殖民心态形成鲜明对比，给中国人造成特别强烈的刺激，乃至于中国当时的所有舆论从极右的到极左的，从君主立宪的到民主共和的，纷纷称道苏维埃政府，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试图建立世界和平和普世文明的创举。

 

“五四”运动当天，北京学生发表了一则《北京学界全体宣言》，话说得非常极端，说中华民族存亡与否在此一举。声明给全体中国人立下两个信条：第一，中国的领土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第二，中国的人民可以奴役，不可以低头。

 

我想这种态度西方人当时未必能够理解，因为像德国这样的国家被肢解以后，德国人也只是在1919年6月在以柏林为首的大城市爆发了示威抗议而已，但是当英法军队摆出刺刀和大炮时，他们很快就乖乖签署了《凡尔赛和约》。反观中国，并没有在一战中受到太大损害，只是山东的一些海关和经营项目的所有权由德国转交给了日本，充其量是被欺骗了一下，却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西方人无法理解中国这个民族何以从1840年以来就一直用以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来挣扎。

 

梁启超是改良派领袖，本来是反对辛亥革命的，但是辛亥革命之后，他又坚决地反对袁世凯复辟，拥护中华民国。梁先生在1921年10月10日发表了一场演说，题目叫《辛亥革命之意义》。他认为中国历史上发生过三次非常伟大的革命：第一场是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结束了黄帝、尧舜以来的部落政治时代；第二场是秦汉革命，也即结束了三代贵族的革命；第三场就是辛亥革命，唤起了中国人的自觉。所谓的“自觉”包括两点：第一，凡是中国人都要管中国事；第二，凡不是中国人就不能管中国事；前一点可称为民主精神，后一点就是民族主义了。

 

连梁启超当时都认为虽然中华民国成立只有十年，但是可以与天齐寿，将来的世界不管是野蛮的、文明的，不管是日本的、英美的，要来管中国的事，断断不允许；将来中国的统治者不管是黄帝也好、尧舜也好、朱元璋也好、袁世凯也好，要称王称帝，断断不可能。我认为这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所完成的一个最根本的改变，正如其口号所说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确实自汉唐、两宋偏安之后，中国这个持续了一千年左右的稀世大梦终于实现了。总而言之，欧洲的近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加上中国本身不断遭到伤害的民族主义情结，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促使“五四”运动表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激烈的，但也是正常的、健康的情绪。

 

我认为如果没有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中国“五四”运动的情况会大不一样。当时的两大口号“德先生”“赛先生”，也即陈独秀所说的推动欧美历史前进的、民主、科学的两大轮子就可能真的会按照某种方式走下去。但是我也想指出，陈独秀这些“五四”运动的先驱对当时被看作解决中国之道的那些理论武器的理解和运用是存在严重缺陷的，这与科学主义的兴起和泛滥有密切关联。

 

1919年不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一年，是《凡尔赛和约》被可悲地签署的一年，也是现代科学诞生的一年。自然科学界在这一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1919年5月29日英国皇家天文学会会长爱丁顿和格林威治天文台台长惠勒各自带领一支远征考察队，分别赴西非的普林西比海岛和南美的索布腊尔海滩观察日食，以证明究竟是牛顿的经典力学正确还是刚刚诞生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正确；二，1919年9月28日人类用直径2.5米的哈勃望远镜首度见到银河系的全貌，银河系有10亿颗像太阳一样的恒星，彼此间的距离是以光年来计算的，这一发现大大拓展了人类的宇宙视野。

 

然而当时“五四”运动的先贤们，他们对科学的理解主要是把科学当成解决中国当下问题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武器，因而发生了整理国故、白话文运动、新诗革命等一连串事件。1919年4月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到访中国。1921年7月罗素访问中国。继而又有泰戈尔、爱因斯坦先后来到中国。这几位老外在中国的命运很能说明“五四”运动那批知识精英的心态。

 

最受欢迎的当然是杜威，一是因为他有胡适、蒋梦麟、陶行知这些弟子为其做宣传，但更重要的是他的实用主义十分投合中国“经世致用”的传统。杜威演讲涉及的话题，如教育哲学、伦理哲学、社会哲学、经济学哲学等等，都很切合当时“五四”知识精英们急于给社会开药方的功利主义心态。

 

相反，罗素却不太受欢迎，甚至令有些中国知识分子失望。因为罗素来了之后大谈他的数理逻辑，中国知识分子要么完全听不懂，要么觉得这些东西与中国无关。他们要寻找的是一粒能够快速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

 

最惨的是泰戈尔。他是印度人，作为一个当时被全盘殖民化了的民族的代表，其命运可想而知。泰戈尔走的时候留下一段答谢词，写得伤感，他说，我来之前来之后都知道自己是一个不太受欢迎的人。泰戈尔和罗素一样，反复告诫中国这个东方民族：你们拥有伟大的古代智慧，你们具有圆满的哲学思维，而这些都是当今世界最需要的；如果你们只是简单的模仿西方人，用西方的宇宙观、国家观、人生观来武装自己，有朝一日虽然你们以为自己独立了、强大了，但实际上你们是被征服了。泰戈尔还说，我期望中国能够继承和保存它那种伟大的圆满精神和人文主义传统，这在当今的世界特别需要；中国能够建立一个合理的、健康的社会和经济制度，能够在科学上、艺术上引领人类走出迷途；如果这些能够实现，全人类都会怀着极其崇敬的心情感谢中国。然而很可惜，泰戈尔这番话并没有引起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共鸣。

 

俄中两场运动差异巨大

 

我们可以简单对比一下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另一个几乎同期出现在俄国的从“白银时代” （注：）再到唯心主义运动的历程，会发现两者的历史背景有许多类似之处：1905年俄国在对马海战中输给日本，此前十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同样被日本打败；中国帝制在1911年结束，俄国帝制则在1917年结束。然而，两国知识分子的选择是不一样的，两场运动的结局也完全不同。

 

首先，俄罗斯的大哲学家索洛维耶夫 就已经觉察到几代俄国知识分子对民众的期待和唤起可能会铸下大错。白银时代的知识分子继承了他的这个观点，尤其是路标派，认为知识分子可能犯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错误，俄国已经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暴政，那将是一场大的动荡和灾难，而唯一可能缓解和疗救这场灾难的是处在东正教信仰前提之下的俄国人的个体良心和精神自由。白银派不是弄潮儿，他们不打算运用整体主义、激进主义的方法来解决俄国问题，并且他们先知般地预见了俄国未来的命运。而相比之下，中国“五四”运动的先贤们却没有一人能预料到未来的灾难。

 

第二，白银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承认俄国是个有罪的国家，黑暗面深重，人民受苦受难。然而他们又认为这个有罪的俄国同时也是“神圣”俄国，因此他们没有轻率、狂妄地割断自己的历史，反而向历史致敬，为俄罗斯民族在灵魂上缔造了一个坚不可摧的基础。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誉满全球的知识分子，其光芒不仅照耀俄国，也照耀了20世纪的人类历史。直到今天，俄罗斯精神都是全人类的财富。反观“五四”的先驱们，却要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我想当初那些要打倒孔家店的人、那些说几千年文化只是一个“吃人文明”的人，如果他们的在天之灵能能够看见中国后来的演变，他们一定会修正自己的看法。

 

所以，我们今天全面地向传统请教并没有什么不好。中国执政党在十五大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小康”就源于儒家的概念，是孔子在大同理想下设置的一个次概念；后来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等观念同样也受惠于传统。

 

第三，白银时代的知识分子有一种“五四”先贤所没有的谦卑感和敬畏感。谦卑和敬畏这两个词当然来自基督教，但是对一个真正关怀天下、有强烈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两种精神是不可或缺的。而现代社会的很多悲剧和罪孽恰恰是由与此完全相反的道德概念导致的，也就是无知基础上产生的狂妄。

 

五四的历史局限

 

“五四”运动又被称为“中国的启蒙运动”，我们不妨把“五四”和欧洲的启蒙运动做一个简单对比。启蒙运动是欧洲自古希腊哲学以来若干重大历史文化现象中的一幕，启蒙思想家知道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他们没有开辟历史，也没有终结历史。而且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将近一百年时间里，欧洲有两三代人可以不受干扰地从事学术研讨和哲学思辨，有完整的时间著书立说。

 

然而“五四”运动没有这样的幸运。它反复遭到动荡局势的打断，很难不滋生一种强烈的功利心态，很难成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思想文化复兴运动和真正的启蒙运动。我认为在当时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中国除了需要富国强兵，解决具体问题之外，精神和道德的重建工作也亟待完成，但后者并没有成为“五四”先贤们思考的重点。九十年来“五四”先贤们并没有为中华民族建设现代社会留下多少宝贵经验，也没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奠定雄厚的思想基础。

 

“五四”运动是一场青年运动，而青年运动在中国源远流长。公元前542年就有著名的“子产不毁乡校”论 。子产执政郑国，有人建议他把乡校毁掉，因为人们在那里议论朝政。子产说，人们谈论我执政工作的好坏，有什么不好呢？他们说我做得对的地方，我就保持；说我做得不对的地方，我就改进。又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 ，可见中国在两千五百多年以前就存在这种开明的执政行为。

 

公元前1年，东汉“博士弟子济南王咸举幡太学下” ，领导了第一届太学生运动，干预朝政 。东汉党锢之祸期间，太学生郭泰又领导一千多名太学生反对宦官擅政和后党专权 。 而宋代由陈东 率领的几次太学生上书请愿运动，可以说是康、梁“公车上书”的一个前奏。

 

在中国经常是青年学生站在历史的最前端，相比之下，攻垮巴士底狱的是法国第三等级的无套裤汉，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主力军也都是成年男女。而中国的状况，究其原因，固然可以说青年天生有着叛逆的性格以及对正义和理想的热烈追求，但由此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可悲之处：第一，中国没有西方式的贵族政治或元老院政治，也没有现代的立宪政治，所以没有民意表达的渠道；第二，中国的成年人社会没有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就变得圆滑世故起来。我希望中国将来各方面的进步，无论社会启蒙也好，经济建设也好，都不再只靠青年们的热血来灌浇。但是如果连青年也不关心国事了，开始变得老迈、圆滑和世故，就是这个民族更大的悲哀。

 

王鲁湘：王康先生的演讲中有两点对我们今天回顾“五四”非常具有启发意义。其一，要注意“五四”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二，要反思“五四”作为一场启蒙运动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有人说“五四”标志着中国现代精神的元年，但我们要追问“五四”到底奠定了什么样的现代精神？“五四”先贤身上存在的先天局限，以及这场运动在后天由历史所加设的种种限制，在今天已经引起了很多反思。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该以什么作为我们的精神支柱？以什么奠定我们的现代性？如果仅以“五四”为开端是不是根本不够？因为“五四”是先天贫血的。

 

王康：其实与“五四”相生相伴的还有另外一种学术思潮运动，那就是“文化保守主义”。无论是东方文化派、新儒家，还是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的王新命等十教授，都为能够完成对中国五千年文明传统的保存、认同和追寻付出了艰难的努力。他们所呈现出的文化心态和文化立场，与“五四”先贤们是大不一样的。理性或直觉告诉他们，对于任何一种文化传统都必须保持必要的同情和敬意。

 

文化保守主义者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也有所不同。“五四”先贤们太急功近利，在这种心态下他们拿来的绝不可能是精华，即使拿来精华也消化不了。而文化保守主义者对西方文明的接受就不那么偏颇，比如马一浮，精通七国语言，《资本论》就是由他引入国内的，他还翻译过《双城记》、《堂吉诃德》等；再比如包括吴宓在内的美国新人文主义者白壁德的几位中国弟子，他们知道在西方文明的光谱中不仅只有科学和民主这两种元素，还有人权、人道主义、宗教关怀、终极关怀等等。

 

况且民主和科学本身也是一柄双刃剑。民主，前有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专政作为教训，后有1933年德国纳粹党通过民主选举上台引发的毁灭性后果。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身就是“科学万能论”破产导致的悲惨结果。可是“五四”却把民主和科学作为两面最大的旗帜，在我看来这两者甚至都不是西方文明当中最重要的东西。

 

提问一：请问儒家传统对几千年的中国专制是否要承担某些责任？

 

王康：我认为孔子所代表的儒家人文主义精神，其实是一剂防范中国走向绝对的、不可救药的专制主义的良药。几乎任何一种文明的历史都要经过从专制走向自由、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这个过程既可以被外来文明影响，也可以被本民族内部的某种张力或冲突影响。在中国，能够避免秦始皇式的皇权专制的因素恰恰是孔子所代表的儒家精神。

 

提问二：如果说历史的发展存在必然性，那么“五四”时期的思想潮流是不是当时中国的唯一出路？如果不是唯一出路，您觉得另一种出路是什么？如果没有另一种出路，对“五四”人物及其思想提出质疑的意义何在？

 

王康：在当时的环境下“五四”精英们的选择余地确实很小，他们的选择实际上也是被选择和被刺激出来的。说的更极端一点，“五四”的演员在中国，剧本和导演却在国外，一开始也许是在巴黎，后来是东京，然后是莫斯科。“五四”知识精英宣传的所有口号，包括民主和科学都来自西方，他们的一些日记、书信等，基本上也充斥着当时美国、日本、欧洲以及俄国流行的观念用语。总之，“五四”没能预见和指导未来中国的思想文化，没能给我们提供足够的精神遗产，更没能对人类的文明提出过相应的警戒。

 

相反，俄国白银时代的知识分子没有做历史的弄潮儿，他们知道制止不了即将到来风暴，也不愿参与其中，于是便返回到自己的内心。然而七十四个年头过后，这些白银派重新跨过历史的鸿沟，成为俄国现代精英们的巨大的精神支柱，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欧洲乃至整个人类的文明。我并不认为以历史条件为借口就可以把“五四”运动当中的很多局限性看作是理所当然的，想想苏格拉底和希腊、弥尔顿和英国、雨果和法国、屠格涅夫和俄国，他们的国家当时也充满苦难，但他们没有诅咒自己的民族。

 

王鲁湘：十九世纪末李鸿章面对滚滚而来的西方思潮，感叹中国正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今变局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回首这场变局，“五四”无疑是一个重要关节。“五四”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中国开始重新调整对西方先进文明的姿态，今天在世界图景中审视“五四”，我们的反思也许会更理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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