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19世纪作家群的启示

俄国19世纪作家群的启示

19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俄国有这样一群文学家、作家，他们在沙皇专制统治下的社会里，在资本主义社会刚刚萌生的大地上，将文学批判的锐利锋芒直指专制制度，表现出很强的追求自由和民主的倾向。他们富有却深深同情下层人民。他们深刻地剖析自己身边“多余人”的灵魂，不断塑造创新转型期的“新人”形象。

我给他们定义为俄国19世纪作家群。这样一个作家群的出现，是俄国文学史的骄傲，也是世界文学史的骄傲。这个作家群现象奇特，他们持续半个多世纪，在与苦难和黑暗的斗争中，他们对自由、民主、幸福、光明的渴望坚定而执著。他们不畏惧撤销公职、坐牢、流放、警察看管、被剥夺贵族身份甚至判处死刑。这个作家群包括普希金、莱蒙托夫、别林斯基、果戈理、赫尔岑、屠格涅夫、冈察洛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奥斯特洛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谢德林、契诃夫、涅克拉索夫、托尔斯泰等人。

这个作家群创作出的人物横亘在世界文学史上，光彩熠熠，令我们永久地注视着。奥涅金、达吉亚娜、乞乞科夫、拉斯科尔尼科夫、毕巧林、奥勃洛摩夫、罗婷、拉赫美托夫、卡杰琳娜、戈洛夫略夫、安娜卡列尼娜、聂赫留朵夫、这样一群文学史上的永久雕像，无一不闪烁着智者对社会和本民族的深度思考和问责，启迪着民众的愚昧心智，真切地表达着对俄国社会和人民的命运的担忧，强烈地否定“多余人”，真诚地渴望着具有道德高尚、信仰坚定、意志坚强、勇于献身精神的“新人”迅速出现。

反观我们的19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和早就开始谈论实际问题著有《安吴四种》的包世臣都是封建知识分子，没有要求改变封建主义的想法”。“鸦片战争后文学也发生一些变化。龚自珍和魏源都反对当时宗奉桐城派古文的风气。”而“龚、魏的文章见解，遭到时人的侧目”。此时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给封建文化以很大的冲击”，“但农民革命终究不能创造一个代替封建文化的新东西。太平天国领袖们所赖以和顽固思想作斗争的意思形态上的工具，只是很不中用的拜上帝会教义。”太平天国后的“封建文化的反动性质更加显著，封建学术也更加萎靡不振”，“程朱理学恢复了统治”。六、七、八十年代的改良派对“西学”的看法和介绍“只限于数、理、化学和地理知识”,后来又加了一些法律等方面的知识。至此对西方的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没有任何介绍。（引文自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四册）

一个是抨击腐朽落后、停滞的封建社会，不断塑造“新人”出现同时十分注重对青年一代启蒙教育的俄国作家群；一个是开始注意现实问题却不想改革和复古及拜上帝教会义、程朱理学、改良派混合在一起的不同思想的清朝作家群，两者相对比，注定没有思想启蒙的民族输定了。

而此时两国官员在为官思想上也出现了很大的差距。在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上,莫斯科霍登广场由于人太多,发生了严重的踩踏事故,挤死压伤2000人左右,当时,李鸿章就在观礼台的贵宾席上,他问俄国财政大臣维特是否要将这件事如实上报沙皇,维特称是。李鸿章说:“唉,你们这些当大臣的没有经验。譬如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鼠疫,死了数万人,然而我在向皇帝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太平无事。”见维特没反应,李鸿章以为他没开窍,继续指点道:“您说,我干吗要告诉皇上说我们那里死了人,使他苦恼呢?要是我担任你们皇上的官员,当然我要把一切都瞒着他,何必使可怜的皇帝苦恼?”维特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在这次谈话以后我想:我们毕竟走在中国前头了。”李鸿章绝不会是中国第一个带头说假话的部长大人，他之前肯定还有不少高官这样做，但这或许是近代政府重臣说假话的源头。

这个时期的俄国政府对外凶狠残暴，尤其是对中国的领土进行了疯狂的掠夺，185年通过中俄《瑗珲条约》掠夺中国西北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 60多万平方公里，1860年通过中俄《北京条约》掠夺中国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 约40万平方公里，1864年通过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堪分西北界约记》 掠夺中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 44万多平方公里，19世纪80年代通过中俄《改定条约》以及以后五个堪界议定书掠夺中国西北部7万平方公里。同时沙俄对我边民也进行了极其残酷的屠杀。仅1900年7月17日至21日，沙俄军警连续五天在中国海兰泡、江东六十四屯地区屠杀中国居民，在海兰泡砍杀、驱入黑龙江中淹杀的中国平民就达5000余人；在江东六十四屯地区屠杀中国平民多达7000余人。

但是在对内，沙俄却又是出奇的有忍耐力，他对极力反对封建专制的19世纪作家群几乎没有处以死刑的，多数是流放或有期徒刑。沙皇对普希金十分挠头，但也只能是拉拢，在拉拢不成时也只能使用卑鄙阴谋杀害他。反观中国这一时期，内外交困，西方列强入侵，太平天国革命爆发，而清政府对外妥协，对内残酷杀戮，文字狱盛行，封建专制黑暗透顶。

一个强悍的政府历来是对外寸土必争，寸金必夺，对内专制怀柔兼并，虚伪让步和阴谋手段并用。而我们的清政府此时已经和强悍无缘，对外他唯唯诺诺，对内没有任何抚恤让步甚至哪怕虚伪作秀。此时任何思想启蒙都不会产生，知识分子没有立锥之地，只能苟且地活着，他们根本无法和俄国的知识分子相提并论。这是我们闭关锁国和千年封建文化浸润的结果。

我们那个苦难的时代不仅仅是清政府造成的，我们的民众也有不能推卸的责任，他们既是受害者又是怂恿者。愚昧无知、怯懦偷生，盲目山呼皇帝万岁，拒绝西方先进思想文化，抱残守旧，一个民族焉有不败之理？

知识分子的思想先进与否，决定着一个民族未来发展的走向。你整天思忖着不要惹是生非，不要越雷池一步，不要议论失言；而你政府整天忙于琢磨关闭言路、打压不同意见甚至封杀思想者声音，那么这个民族永远都不会走向蔚蓝的海洋和湛蓝的天空，他永远也不会出现19世纪俄国那种胸怀追求民主自由使命、立志拯救民族的雄浑壮丽永留人类天地间的作家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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