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今天的我们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今天的我们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我们中国读者熟悉而又陌生的作家，从最初接触他的作品，到今天已经有近一个世纪了。我们熟悉他很多作品的故事情节，了解一点他不同寻常的生平。然而，我们是否就此走进他的精神世界和他作品的深处了呢？从我们接触到的传记和零星的回忆材料可以勾勒出伟人的轮廓，但是否就能全面了解他的人格，领悟他精神的魅力？对表面情节下深厚的思想和繁复的文本结构，我们常常望而生畏，或者浅尝辄止。他丰富的精神资源有待我们去开发，可以说目前所有研究揭示出的也仅是冰山的一角。他的文本永远是未完成的，需要我们以自己当今的体验去补充、去展开。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座高山，等待我们去攀登。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茨威格的表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火山性的”，是我们有待向自己阐释清楚的激情和深渊。

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进入作家文本的世界，意味着遭遇种种激情，体验各种紧张和困惑，这让人疯狂也逼人清醒。这里，有淋漓酣畅、在两极中撕扯的情感，有错综复杂的情节和旋风般集聚而出的事件，有挑战人类理解极限的深邃思想，有种种独白、对话、争辩汇合而成的声音喧嚣，在众声喧哗中回旋着信仰的主旋律，总是将人带进生命本质、带到存在的深渊面前，让人在这里遭遇上帝的存在……说到这里，不得不承认诸多研究者的感喟：任何想穷尽陀思妥耶夫斯基世界的努力都归枉然。还是慢慢梳理一下他给予我们的启发，以及在当今时代语境下他话语的力量。

从最直观的说起，作家带给我们的是强烈的情感体验。早在1845年，刚刚写完的处女作《穷人》就让当时的大作家和评论家涅克拉索夫、别林斯基感动得泪流满面，年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进入文坛就以情感的苍凉和叙事的悲悯征服了读者。可以说，作家笔下的情感力量得益于他对人生思考的深度和广度：《穷人》中不仅有不幸的人，无法言说的爱情，还有彼此听不到心声的隔绝。情感张力和悲怆基调贯穿于此后所有作品中，或隐或显地持续展开这种情感力量。如作家流放前完成的中篇小说《涅朵奇卡•涅兹瓦诺娃》，以孩童的视角将孤苦无助抒写得酣畅淋漓。此后一系列作品中，他对悲苦的描写是如此感人至深，以致成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代言人。

然而，作家并不是单纯地描写悲伤，而是探索情感的复杂；或者说，借助情感话语，探索人性问题，实践他18岁时发出的人生感悟：“人是个奥秘，我要探索这一奥秘，因为我想成为人”。在父亲复杂的性格中他初次窥到了人性的复杂：为什么对孩子慈爱有加的父亲对农奴却是暴戾的无耻之徒，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孽？他的父亲性格暴躁多疑，曾经在妻子去世后与农奴少女同居，后被农奴打死。这在少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心中激起的不仅是悲伤、痛苦和困惑，还有常人难以理解的对复杂人性的清醒认识。这也是为什么作家笔下从一开始就没有对人的田园诗般的美化，而总是看到人性的双重特点。紧随《穷人》后的《双重人格》(另译《同貌人》)就开始了这种形而上色彩的探索。作家对人性双重特点的思考不仅来自对现实生活中人的观察，还源自自幼接受的基督教信仰，在基督教中非常清晰地描述了善与恶同时存在于人身上的事实。

从早期创作开始，作家就憧憬又质疑乌托邦式情感。如在《白夜》中，看似浪漫的爱情故事中包含着人内心分裂的主题——娜斯坚卡爱着两个人，又为这种爱不可同时共存而受到痛苦的煎熬，这更像是对乌托邦情感的质疑。更确切地说，作家在这里开始了对爱的不同层面的探寻，尝试以宽恕的爱超越男女之爱的局限。《女主人》(中文译本为《女房东》)中则进一步以情感故事为契机，展开了爱与欲、自由与奴役的话语，这些主题在后期诸多作品——《白痴》、《少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得到充分展现。

西伯利亚近10年的苦役和流放生活对作家后期创作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作家从人民身上看到了真实的信仰，也使他早期对信仰的思考找到了自己的言说方式。应该说，信仰始终没有离开过作家，即使在激进小组，迷恋傅里叶的空想社会主义时，作家在其中看到的也是基督教式的社会主义，是“自由、平等、博爱”，没有流血和暴力。在流放后的反思中，他看到了激进与狂热的改造社会的运动必然走向人道主义的反面，即举着人道的旗帜，蔑视人的自由，实践对人的奴役。他从极端的激进走向了极端的“保守”，对任何以暴力流血方式重塑社会正义的乌托邦进行质疑和抨击，对回归俄罗斯传统的东正教信仰做了使徒般不懈的努力。

阅读中对我们构成最强烈情感震撼的莫过于作家对忏悔的描写。从早期的《诚实的小偷》到后期的《罪与罚》中马尔美拉多夫在小酒馆中的忏悔，再到《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米佳的忏悔，都是堕落的人面对良心、因自己的罪恶而体验到极度羞耻和懊悔，他们在罪恶的深渊中、在走投无路时都转向上帝，以最卑微的身份发出了最庄严的话语。作家在这里不仅要打动读者，唤起悲悯，还将读者的关注转向人的神性：这些卑微的人身上也有上帝的形象，即使声名狼藉，依然有着高贵的人性。作家笔下还有另一类真正卑鄙的人，被欲望控制、以欲望操纵他人的人，他们信奉享乐至上的原则，对他人冷酷无情，恶贯满盈，如《罪与罚》中的斯维德里加伊洛夫，《群魔》中的斯塔夫罗金。他们没有前面那类人的忏悔，但在他们身上也有良心复苏的时刻，他们虽然没有经历精神重生，但精神复苏的波动也在他们身上发生震颤，虽然是以否定的形式——自杀——表现出来，但毕竟显露了人性，显露了人身上富有庄严感的神性特征。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对人的尊严的捍卫从社会层面上升到人性层面，从而将这一主题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从未写过一部哲学著作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其思想的深刻而被称为哲学家和思想家。这些思想是通过一系列创作主题得以展现的。可以说，作家每部作品的名称都带有形而上特点，都是对人类精神历程的高度凝结和概括。《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不仅是诸多人物爱恨交加的故事，更是人内心生活的写照，是人离弃信仰、追求虚幻的自我肯定而蒙羞受辱的现实命运；《罪与罚》不仅是大学生杀死放高利贷老妇人的故事，更是逾越良心界限后的内心痛苦和折磨；《白痴》是完美的人在充满罪恶的世间的命运，也深刻反映了人道主义的危机；《群魔》不仅是虚无主义君临一切时发生的一桩桩惨剧，也是人离弃信仰、崇拜狂热的重塑正义学说，最终被以高尚面目出现的卑劣、卑鄙所控制的精神状态；《卡拉马佐夫兄弟》不仅是现实中兄弟围绕弑父事件展开的故事和对话，更是对污秽(卡拉马佐夫的词根有污秽的意思)的人们在经历精神复苏后可以成为兄弟的颂歌。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深陷罪恶的人身上看到的不仅是精神危机，也看到精神复苏、灵魂不死的可能，作家的这种信念常常被正统的东正教人士称为玫瑰色的基督教，既对人性过于乐观。而对于理解作家创作主题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绝对不是阴暗晦涩的作家，而是光明向上的作家。但他的乐观绝不盲目，他看到了人迷失于种种虚幻的现实悲剧。作家从信仰视角洞悉人的奥秘，勾勒出另一幅世界图景，即人身上神性的遮蔽与显露的故事。在他看来，人在世界的命运富有悲剧性：人天性的盲目使人陷入诱惑，金钱、情欲、甚至以高尚面目出现的幻想都可以构成对人的奴役，使人难逃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命运。人必须经历苦难才能获得精神的重生。

对于今天的我们，作家丰富的创作主题并非短时间内就全部展开的，这经过了一个世纪的过程，每个时代都选择并突出了一些主题，而封闭和压抑了另一些主题；每个时代又都为我们认识作家做了铺垫，使很多主题在今天的语境中才得以立体地呈现。梳理这些话语和主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触摸历史的脉搏，感悟我们的时代精神。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怎么走入我们的历史，对我们的时代构成意义和启迪呢？可以说，这位伟人和先知在一个多世纪前就写出了我们的历史，确切地说，是以超越的视角和深刻的洞见撰写了我们的精神历史；在进入“时代——发展”的日历年代时，已过的一个世纪中，我们的历史不幸被他言中了。可以说，灾难频繁、动荡不安的20世纪不幸成为作家文本的图解和注释。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的时代也是随着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主题的挖掘而发展和成长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初译介到中国，正是呼吁人的尊严的“五四”时期，作家笔下对普通人命运的关注迎合了时代的呼声；在社会问题成为时代主旋律的时代，对人格尊严的捍卫和对平等的呼吁是此时被读懂的主题，作家也因为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命运的关注而受到推崇。而关于人性复杂的话语则很长时间内都没有被广泛认同。作家笔下的“罪与罚”、“精神复苏”等基督教话语对于广大中国读者更是有很深的隔膜感。从这点来说，相对于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其他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离中国读者最远的作家。在新中国建设时期，单纯、乐观的时代情绪悬置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性复杂的话语。作家的作品再次得到广泛阅读已经是“文革”后的80年代。“文革”在它所有破坏性、灾难性之外，如果说有什么正面价值，这就是经历了人性的洗礼后，人们对人性的认识成熟了。当人们以孩童般的天真投身于狂热的政治运动时，展露的是罪恶的渊薮，对权力的恐惧以及对人性恶的无知将人推向两难的选择：以恶的方式跨越良心的界限，或以善的方式承受自身利益乃至性命的损害。这种对良心的拷问与作家笔下的危机情境遥相呼应，剥离了“中庸”的文化外衣后，显露出人性深处是上帝与魔鬼争战的战场。此后，我们理解了善与恶同时存在于人身上的话语，对“高尚的话语背后卑鄙的动机”不再陌生。对于作家笔下“孩童性”、“人性奴役”、“人格扭曲”等话语有了切身的理解。

进入21世纪，我们的生活在遭遇过20世纪的动荡不安后，已经回不到半个世纪前的单纯和幼稚。乌托邦理想幻灭后，我们感慨于自己的盲目和冲动，历经苦难和内心折磨后，初步理解了作家笔下忏悔的主题；还没来得及痛定思痛，就遭遇到充满魅惑的时代，无数的选择拥到我们面前，曾经被压抑的欲望得到层层释放，我们被推入了欲望的深渊。我们所处的社会正在趋于成熟，远离了天真粗陋的社会历史和政治环境论，人们也在趋于事故，所有的“真理”都呈现出来，寻找不再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而铺天盖地的选择，被精确计算过、完美呈现出的选择让人炫目而迷失，在不自由时代没有选择的、被强制的痛苦被另一种更深的痛苦所取代，这就是选择的过剩以及自由的沉重。只要对我们今天的生活稍加留意，就不难理解这是什么意思。随便打开一个网页，就会有无数选择跳到你眼前，以喧嚣的快乐“强迫”你选择；走到哪里，都有远超过你所需要的信息扑面而来；去医院看病，在你急需医生为你做出诊断时，医生总是在分析完病情后，向你提供几种药物和治疗方案任你选择……此时我们可以理解《宗教大法官》中所讲：人们最想做的就是交出自由。自由正成为难以承受的负荷。这样的语境下，如俄国评论所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向人们扑面而来：自由不是廉价的意识形态偶像，而是成熟的个体所体验到的灵魂重负。”沉重的自由最终要将人带到自由意志的深处，在那里面对生命的本真存在。

遭遇自由的同时，我们又遭受了新的奴役，这是由技术进步和物质发达造成的。如马尔库塞所说：“人们似乎是为商品而生存。小汽车、高清晰度的传真装置、错层式家庭住宅以及厨房设备成了人们生活的灵魂。”人们正在被物质整齐划一，社会正在成为单向度的社会，物质膨胀正在成为新的偶像奴役人。同时，自我奴役的问题也从没有像现今这样被放大地突显出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反复出现的主题就是反对形形色色对人的奴役。作家竭力地捍卫的是人的自由意志：自由意志不能堕落为恣意妄为，但更不能被奴役。而这也正在成为我们时代的主题。

再回到老生常谈的社会问题上，我们的社会也远没有安泰平稳，今天的情形从某种意义上讲，正如199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萨拉马戈所言“不公正在增加，不平等在恶化，物质在成长，悲惨在扩大”。只要看看我们身边的“蜗居”生活和“胶囊公寓”，再看看不断增长的豪华别墅，就知道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与此同时，当今媒体又不断向我们发出“心想事成”的诱惑，只要你愿意，你可以瞬间成为电视明星、网络名人……我们被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我们的欲望被无限地鼓动，“自我”得到无数倍的放大。如果我们正视这样的现实，就会回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主人公的境地，遭遇《罪与罚》中拉斯科尔尼科夫所面对的选择。每天报纸、网络上都在报道无数“犯罪”的事实；置身于瞬息万变的社会情境，我们难免受到各种难以预料的伤害，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以宽恕和爱超越仇恨和怨怼”的主题正在被呼唤出来。只有以超越的视角和悲悯的情怀面对时下的负面情境，才会有真正的和谐社会的建构。

伟大的作家也始终伴随着我们个人的生活，他的文本向我们揭示了我们自己的情感、思考和困惑，也让我们窥视人性的深渊。阅读陀氏文本，我们在体味自己内心世界的同时，也和作家一同诧异于它如何在相反的两极间穿梭往返，爱与恨、痛苦与幸福、绝望与希望、悲伤与快乐不仅同时存在，还神秘莫测地相互渗透、相互转化。陀思妥耶夫斯基瓦解了我们对人简单明晰的表述，立体地呈现了多维世界中的人和人的多维世界，在这里，罪与罚、善与恶、高傲与受辱、冷酷与温柔、拒绝与同情、伤害与怜悯同生共栖，动态地呈现出人生的真实和人性的复杂。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是先知预言家，发出振聋发聩的警示名言的思想家，更是以爱和同情抚慰我们伤痛的朋友，带领我们走出盲目和诱惑，以明察洞悉向我们揭示我们自己内心深处的奥秘，唤醒在种种虚幻中挣扎的良知。伟大的作家参透了今天我们内心的奥秘，阅读其文本可以为我们心灵的成长提供必要的滋养。然而，还是有人不适合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就是执迷于虚幻、拒绝心灵成长的人。作家曾说过让喜爱物质享受的人不舒服的话：“享乐中没有幸福”、“幸福的获得需要以苦难为代价”。

陀思妥耶夫斯基今天依然屹立在我们的精神之巅，透视我们当下的内心生活。这样的精神巅峰唤起我们想要攀登的激情；为了认识我们自己，也需要我们去努力攀登。

感谢陀思妥耶夫斯基让我们在有限的时空遭遇无限的存在，将我们必死的生命带到至高存在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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