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珂勒惠支

想起了珂勒惠支

冬夜漫漫，放下画笔，已是一脸的倦意，不经意间目光停留在了画桌上的两本画册上，不知是偶然还是巧合，也不知是什么时候，把珂勒惠支和徐唯辛先生的画集放在了一起，不由的，让我的思绪慢慢散开，走向了二位先生的世界。

珂勒惠支，这个死于1945年的德国女画家是一个让中国艺术家耳熟能详但又很难真正接近的名字，她一辈子都在不停的画贫苦的工人，受欺凌的农民，逼近的死亡，无所畏惧的反抗，以及大量记载着她心路历程的自画像。正是因为她的直接与力量，她被看作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一位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家，她的画毫不具有女性气质，也不赏心悦目却是坚韧单纯，有一种震慑人心的力量。

第一次读珂勒惠支还是在中学美术的教科书上，看到她单纯、强烈的自画像，一下就把我吸引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她的了解逐渐增强。珂勒惠支生于1867年，青年时期，她目睹了德国在欧美世界的强劲上升，同时也看到了繁荣背后工人阶级普遍的贫困和风起云涌的抗争。中年后，她更是经历了西方世界的大动荡，两次世界大战让她失去了儿子和孙子，而19291933年的大萧条，又使暮年的珂勒惠支深感世界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她的一生正好经历了资本主义的繁荣和困顿的大交织，作品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珂勒惠支的艺术带有强烈的左翼色彩，作品多取材于社会底层。其代表作，反映西里西亚工人起义的《纺织工人》和描绘十六世纪德国农民暴动的《农民战争》最能显示珂勒惠支的艺术价值取向。珂勒惠支受哥哥和丈夫的影响，成为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画家，所以她始终关注底层，一生绘画实践系于贫苦的劳动者。

珂勒惠支无疑有着鲜明的阶级性，这也是她渐渐被遗忘的原因，其实这正是我们的浅薄处。作为一个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身份、一个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的画家，就应该像珂勒惠支一样关心现实，关注底层，用自己的作品来反映和关注社会进程。

遗憾的是，今天我们已很少看到这样的画家，这样的画。85美术新潮后，美术走向了多元化，有的坠入士大夫情调，沉醉于空灵优雅；有的躲进象牙之塔，彻底玩起形式意味；有的展开忍性“战斗”，不断消解时代精神；有的竭尽脑力，试验艺术的各种可能性。画家们的劳作已然和现实生活筑起了一道高墙。诚然，存在皆合理，多元的艺术主张有助于艺术的繁荣。问题是，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远离现实生活，生搬硬套、虚张声势、假洋鬼子，我们的绘画到底能走多远呢？每个画家都有自己的生活，每个画家都有他体验现实的方式，可是画家们的目光很少聚焦到底层，仿佛这一阶层与他们毫不相关。大量艺术家更多关心的是拍卖会的走向，以及收藏家的趣味。艺术品市场的火爆，已使部分画家先富起来，可惜有钱有闲的生活磨蚀了他们对现实的敏锐感觉，他们是注定画不出珂勒惠支那样的作品。写到这里，我不由想起了我所敬仰的徐唯辛先生，这样一位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良知的艺术家，他始终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关注现实生活，关注弱势群体，创作了大量的作品，成为了一种犀利的揭示，宛如一只锐利的针尖，触痛着这个城市日渐麻木的灵魂。他认为现实主义最重要的一个特点：一个是真诚，一个是批判性。正是在这种真诚的批判下，他创作了一系列农民工题材的作品。画家用他纯熟的艺术语言，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从我们这个城市最不起眼的角落推到了繁华的正面舞台。他深入到社会底层中去，与他们共同生活，感受他们的生存状态，分享他们的酸甜苦辣，创作出了大家熟悉的《工棚》、《打工图》等现实主义力作，表明了一个艺术家的立场与态度。

天纵英才的陈逸飞，现在是如日中天，但笔者对其作品的取向，始终有微辞，他太沉溺于怀旧的氛围，作品里那层淡淡的纸醉金迷总是弥散出唯美似的感伤，这常常让人想起旧上海。旧上海真的就那么令人留恋么？电影剧作家沈寂说得好：旧上海是一个令人生厌的时代。陈逸飞无疑是同代人中最具才华的画家之一，但他的出身，他的生活圈子，他的去国太久，他的浓郁的布尔乔亚情结注定他难以体会到今日中国底层的困境与无助，他也无法再画出《攻占总统府》那样的现实主义大作。陈逸飞走的时候差一点一个花甲，老天是否太苛刻？不过，他已然是成功人士，他不仅是画家，而是上升成视觉艺术家，这就对了，我们可以从总体来了解他的艺术。从他的画、他的电影《人约黄昏》、还有他的服装品牌LAYEFE，我们可以这样说，他的艺术趣味贯通了一条红线，那是属于中产阶级的。陈逸飞的作品有其艺术价值，将来在绘画史上占一个美学取向独特的位置，还是可能的。但是他的艺术取向不该成为美术界时髦的主流，画家们应该走出个人小圈子，投入到社会中去重叙底层。

在这里我不禁想起了人物画创作这一重要课题。我想对于一个人物画家来说，没有比需要一个积极的人生态度更重要的。当代文艺现象极为复杂，对其作简单的界定是危险的，也是不可取的，然而有一点我们应该肯定，大凡优秀的艺术家都不会只关心一已的利益，而不对世界、对人生、对他人以更多的关爱。蒋兆和画“流民图”，林凤眠画“痛苦”、“人道”，毕加索画“格尔尼卡”、画“和平鸽”，周思聪画“矿工图”……周先生走了，善良的人善意的把她绘成与世无争的高人，然而在静谧与平凡中蕴藏着她太多的无奈，在烟雨濛濛的荷叶上滴着她的心和泪。人物画家需要对人生以关注，应有鲜明的爱憎，而不是心如止水的静穆。如此，我们的人物画家就有足够的阳刚之气去获取博大、深厚、雄健的底蕴，而不是一味简淡、幽远、空灵。

现实主义艺术在中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具有强烈责任感、使命感的中国画家应该在这个特定时代，擦亮眼睛，一如既往的深入到生活中去。写弱势群体，绘社会底层，以“大我”的心态，用写实的笔法，反映当下中国的问题，引起社会思考，以一个艺术家的责任与良知，不断揭示，继而被重视起来。这是我们坚持现实主义道路的艺术家所应该追求的。这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是一种需要，更是一种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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