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的一生来说，2008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因为，随着长篇小说《白虎关》（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出版，我写了二十年的“大漠三部曲”终于画上了句号。
二十年前的《大漠祭》、《猎原》和《白虎关》还仅仅是中篇小说。其意图，就是想写写农民的生活。那时，觉得父母很苦。我小时，父母就为一天三两角钱的工分去拼命。他们唯一的盼头是等儿子长大，享些福。后来我长大了，他们却依然苦，更添了愁。按爹妈的说法，“老牛不死，稀屎不断”，“没个卸磨的时候”了。那时，我老埋怨：那些作家们，为啥不写写农民“如何活着”呢？埋怨多了，就想，别人不写，那就我写吧。
对早期的那部小说，我进行了无休止的修改和重写。说不清写了多少遍，梦魇一样，屡废屡写，都失败了。
为了寻找原因，我开始大量读书，探索一些大作家成功的奥秘。最使我惊奇的是涅克拉索夫：他为何一见到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穷人》和托尔斯泰的《童年》，就断言作者将来必成大作家呢？我想，这决非偶然，其中，定有一种必然的东西。
苦思许久，我终于发现了其中奥秘。一个作家，在执笔之初，甚至执笔之前，就几乎决定了将来。正如一个青苹果，虽小，却具有了成为大苹果的基因；而山药，无论如何施肥浇水，成熟的，终究是山药。作家亦然，其心灵和文学观念，决定了他日后的成就。除非，他进行过脱胎换骨式的灵魂历练。
我决定重新练笔。
这一过程，我后来称为“大死”，大约有五年时间。这是噩梦般的岁月，苦不堪言。每天凌晨三时，我像被赶往屠宰场的猪一样，呲牙咧嘴，从床上爬起，走向书桌，进行单调、乏味的练笔，实践着自己的“悟”。那时的梦中，也在练笔。心灵是沉重不堪又痛苦不堪。身旁没有可探讨的朋友，眼前没有可请教的导师，陪伴自己的，只有须臾也离不开的莫合烟。心头更是漫长的黑暗，看不到一点儿希望。
更糟糕的是，我穷困潦倒，常常没买菜的钱。睡觉时，一家三口，两顺一逆地排列，才能挤在一张单人床上。唯一的奢侈，便是书了。我说服妻子，从口里挤出钱来，用以购书。我明白，只有书，才能使我超越闭塞的环境，不被同化。
苦极了，常给自己打气：就这样殉文学吧。成功了，当个好作家。失败了，活不下去，大不了回老家种地。本是农民的儿子，再当农民，也不赔本。
练笔同时，我利用在教委工作的机会，跑遍了整个凉州。几年过去，对这块土地的熟悉，几乎等同于自己的家了。那时，心中的《白虎关》也渐渐长大。
那段岁月不堪回首。我所经历的，确实是一种脱胎换骨式的灵魂历练。我甚至按苦行僧的一些标准来要求自己，如：过午不食。为了怕饭后过饱影响大脑正常思维。后来，又坚决地戒了与我相依为命的烟。怕的是作家没当成先叫烟熏死了。
我将这一阶段称为“大死”。经过了“大死”，才有可能“大活”。没有苦行，便没有彻悟。
终于有一天，我豁然大悟。眼前和心头一片光明。从此，我“放下”了文学，不再被文学所累，不再有对“成功”的执着。怪的是，反倒文如泉涌了。
三十岁那年，农历十月二十日，是我的生日。那天，我剃光了头发和胡须，躲到了一个偏僻的所在，开始了几乎是与世隔绝的多年生活。这时的创作，已进入“大活”阶段。不再有痛苦，不再有寂寞，只有宁静和超然。这时的我，不考虑发表，不考虑成功，只想完成。而这完成，也无丝毫的执着了。我不再写作。我只是在生活。执笔，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心中的人物早已活了。我之所为，就是叫“他们”从笔下流出来。
没想到的是，从1988年我25岁时写中篇《大漠祭》开始，到2008年长篇小说《白虎关》出版，竟用去了我黄金般的二十年生命。从表面看来我只写了一家农民。其实它更是我最重要的一段人生历程，我完成了从文学青年到作家的升华。不管我写的有没有价值，但至少做到了一点：我奉献了黄金生命段里的全部真诚。按我自己的心愿，我倒愿意用一生的时间，来写活一家农民。在智者眼里，一粒沙子都是一个世界。能写活一家农民，也即写活了一个时代。
我写作的一个理由，就是想将这个即将消失的时代“定格”下来。当然，我指的是农业文明。爱尔兰女作家西芙告诉我，现在的爱尔兰文化也成为一种过去，全球化的浪潮卷走了许多地域性的文明。时下我所描写的这种生活，已到了夕阳西下的时候。那亘古的暗夜很快会淹没一切。而且这种淹没，是永恒的消失，决不会再有回光返照的可能。除非在另一个新生的大劫里，重新诞生人类，重新孕育出新的农业文明。
中国有几千年的农业文明，我们的小说为它留下了哪些东西？你要是仔细清点的话，你肯定会失望的。而时下，那能冲毁一切的狂涛已经破门而入，势不可挡了。我只想努力地在艺术上“定格”一种存在。但更有可能，我的所为，也跟唐吉诃德斗风车一样滑稽。
我想“定格”的，不仅仅是生活，更是灵魂。对前者，《大漠祭》、《猎原》着力较多；对后者，《白虎关》更为侧重，书中便有了那些经受历练的灵魂们。
---发表于《中国艺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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