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找我写“序”的人多了。对相识者,我大多一口回绝――朋友毕竟好说话――我总怕将一些“垃圾”推荐给信赖我的读者而惹来骂名;对原本不认识的,便有些麻烦,因为他们总能找来叫我不好回绝的人:或是我欠了情者,或是德高望重者,或是位高权重能支配我友人者。对这类,我仍然使出“神行百变”之功,能滑的滑,能躲的躲,能推的推。因为我实在不能浪费我黄金买不来的生命,去读一些可有可无的文字,更不能“图财害命”,骗读者去买“垃圾”。
虽也写过几篇所谓的“序”,但多是我有话要说,或是我愿意帮弱势者,或是不堪推荐者之“热诚”,只好写千把字应付过去。但我虽名“应付”,心却认真,也能捧出真心给读者,倒也没惹来明显的骂声――当然,背后定然有说三道四者。自《大漠祭》《猎原》出版后,就像掘了某些人的祖坟,关于我的谣言渐渐多了。这也是我们的“传统”之一:对庸碌之辈“众口烁金”,对秀林之木“积毁销骨”,连佛陀都老有人骂,何况我一个无权无势却浪得虚名的文人。
当然,有时想来,人家骂得也不无道理。许多时候,你不可忽视的存在本身,便是对人家最大的侵略。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我不能为了叫个别人心理平衡而蒙昧了自己,变成猪一样的庸人。
好在老百姓是心明眼亮的,所以,我的书总是畅销和常销。对我无奈间写的一些“序”们,也时有叫好者。当然,细想来,我也是抱了“成人之美”的心来帮人的,体谅我的读者,倒比我的期待有更大的度量。
高培芳也是朋友介绍的。一听叫我写“序”,我就一口回绝,但他谈了好些叫我感动的话题:比如,他将我的《大漠祭》翻烂过一本,又买了一本,仍翻成旧书了;对《猎原》和《狼祸》亦然。因为这个缘故,我答应看他的稿子,写“序”与否,看完再说。――我可以慢待官员,但不可以慢怠读者呀。巴金能把心交给读者,我得向他学习。
读高培芳的小说时,我时尔惊,时尔叹,时尔喜,时尔忧。对其拥有的生活,我惊喜不已;对其明显的缺陷,我忧叹连连。我儿子陈亦新亦是如此,他边读,边拍床板,即羡慕他扎实的生活,又惋惜其中的一些明显的缺憾。
凭心而论,作者是下了功夫的,书中也不乏精彩章节,如娥子被“逼良为娼”的命运,陶栓无法摆脱之苦难,还有许多人物场景,不乏叫人拍案之章节;而其写时饱含的激情和良知,更是时下许多“著名”作家所稀缺的。
作者是民勤人,而民勤,亦是我《大漠祭》《猎原》的创作背景之一。因其地偏僻,少人文污染,心能宁静,遂能致远,衍生了千年的人类便在此处创造出了许多文化的辉煌。民勤亦属古凉州范筹,对其文化,我也纳入了“凉州文化”的范围。因为单纯的武威文化已发生了断裂,社会的浮燥和庸碌明显已渗透了文化界,其中多混混之流,而乏坐冷板凳者;多开店的武大郎,而缺大度包容者;多一哄而起一哄而散之闹剧,而罕见认真严肃的学术研讨。而民勤,则总是令我惊喜,那儿总有一些叫人敬仰的精神、叫人叹服的文化、叫人值得一交的人物、叫人击节叫绝的生活。虽由于两大沙漠的猖狂,民勤百姓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局促,但其文化,却足以叫相邻的武威人汗颜。
高培芳的小说中,就渗透了民勤独有的生活、独有的人物和独有的精神,其中叫人欲愤欲叹欲吼欲喊之处甚多。而在生活容量上,更是那些清汤寡水的文字所不能比的。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书亦然。不在乎他是否是名作家所写,只要它能为我们提供一抹感叹、一个启迪、一种感悟、甚或是一份沉重,它就有了存在的理由。
我常说,巴金先生不是以天份和思想取胜的,他以真诚赢得了读者,同时也赢得了时代。一个真诚的有毛病的人,远胜于许多巧言令色的“完人”。一部真诚的有毛病的作品,同样也胜于许多花里胡哨形式完善但叫人读后只能增长欲望和罪恶的所谓小说。时下,有许多这样的“文本”,它们是作家匠气和贪婪的产物,它们“完美”到了挑不出多少技巧毛病的地步。但其中最缺的,仍是那个词:“真诚”。就像许多旅游圣地的一些人造景点,无论它多么惹眼,多么华丽,但它是粉饰的产物,是没有生命的钢筋水泥缘合之物,是没有创造力只有匠气一堆“做作”。
高培芳的长篇小说虽有许多缺憾――一些缺陷,甚至是很难补救的,它只有在作者的思想和艺术进一步升华之后才可能消失――但它充溢着真诚的气息,展示了原生态的一些生活。即使单从生活角度看,它仍为我们提供了一段真实的时代,能使我们感受到那扑面而来的生活。
这,便成为我写“序”的理由。
--此为高培芳长篇小说“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