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虎关》：中国的灵魂怎么在文学作品当中出场？

王鸿生（上海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

《白虎关》这部作品应该说雪漠花了很大的心力，历时很长时间修改定稿的一部作品，我们上海文艺出版社跟雪漠打交道也不是第一次了。记得，当时《大漠祭》也爆了一个冷门，觉得这种语言，尤其在上海这个文化圈子里面是陌生的一个东西。他的语言还是有很强冲击力的。那么，这次从他的《白虎关》里面我还是感触比较深的，因为没有很好地清理自己的思路，我可能说地比较零散一些。

首先，我特别赞赏他的这种努力，就是要为中国乡村的普通人去塑造他们的灵魂，他在题记里写的是“抢回了几撮灵魂的碎屑。”这与以前所谓的心理描写不一样，他的用心是想把这些农民的灵魂写出来。这些农民跟传统的农民不一样，除了父辈这一代之外，这些男女主人翁都有一些中小学的文化水平，农民的文化构成在发生变化，这些人是有内心生活的，或者说是有精神需求的，或者说他们是一些有灵魂的人，这些有灵魂的人在这样的时代里遭受一种毁灭，读来确实让人感到非常痛苦。

这种毁灭让我想起我在河南的时候，河南有位作家李佩甫写了一本题材相似，但处理不同的《金屋》，很早就意识到了商业社会信息对乡村的一种破坏，对乡村人文社会的一种摧残，农民一窝蜂地去求富的这样一个过程，整个农村这样一个溃败过程。他用了象征化的手法来写，那么有些地方写地很狠，也就不是那么切实，而且他的重心并没有完全放在人的灵魂的层面上。那么像这类题材，从九十年代到现代，又十几年过去了，到了雪漠手里，这类题材的写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作家在处理乡村解体过程中已经提供了很多写法，《受活》是一种写法，《秦腔》也是一种写法，我刚才说的李佩甫《金屋》也是一种写法，包括尤凤伟的《泥鳅》这种写法，雪漠这种写法相对于那纛作家来说他在写内在，增加了一些新的东西，更具有内在性，不是一般的心理描写，而是在企图揭示一些灵魂的痛苦和困惑。

我们知道“灵魂”这个概念在中国文化中好像是一个外来词。现代文学这么多年的历史，似乎在这方面的这么一种叙述，中国农民灵魂怎么出场的这么一个问题，一直是一个瓶颈，一直是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的问题。实际上中国人是有灵魂的，但过去把灵魂看得是阿Q式的灵魂，过去把国民灵魂都看成是阿Q式的，那只是一种国民性格，但还不完全是灵魂。就是说，中国的灵魂怎么在文学作品当中出场？在我看看，尤其是难度更大的乡村灵魂，农民灵魂的解决很值得探讨。因为知识分子的灵魂活动还可以通过现代文学手法，大段的内心独白，意识流呀，还可以采用对话等方式来表达。但农民文化层次比较低，但他又有灵魂的，这样一种暗哑的灵魂，沉默的灵魂，找不到语言的这种灵魂怎么让它在场？中国文学中也是有尝试的，比如李锐的《无风之树》，他也是做了一种尝试。那么，雪漠这部作品中在这方面是有成就的。

因为灵魂的书写一定会区别于一般的心灵书写、心理书写，包括意识的书写，或者感觉的书写。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在社会发展中，人的精神世界是一个递减的过程，最早我们重视灵魂，这在西方哲学论述是非常清楚的，然后重视的是心理、意识，再就是重视感觉，越是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间人的这个灵魂痛苦会更多，但是相反真正揭示灵魂深度的作品反而却越来越稀少了，所以说当前这种表浅化成为一种症状。那么，雪漠在这方面的努力我觉得非常具有挑战性。

他的灵魂叙事到了哪一步？或者说具体有哪些收获？我在这里有几点阅读的感受。在他的跋里有一种质朴的表达，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只想一辈子写好一家农民，这就写了猛子这一家，从他的父母老顺到他的嫂子和妹妹换亲呀，还有到城里去得了病回来的月儿，这一批少女一直到双福的女人秀秀这样一个中年妇女，这一些女性世界的灵魂，我觉得他揭示地非常细腻。尤其是兰兰与莹儿到沙漠里的这一段，这一段历程是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我们知道，如果说仅仅是写命运的不公，遭遇呀，贫穷呀、挨打呀等等，这一切还是不会上升到一种灵魂的活动，那么雪漠在这中间抓住了几个非常关键的东西，一个是“盼头”，这是小说中很关键的一个词，灵魂的活动实际上是同“希望”连接在一起的，他用“盼头”联系起来，这一些女性实际上都有一些“盼头”的。包括这个双福女人到后来丈夫抓进去了她反而要守节了，要等他出来，她这也是“盼头”。就是这一群女人的“盼头”，比如莹儿的“盼头”完全寄托在灵官给她带来的审美性的爱情上，这是她的一个“盼头”，但她的这个“盼头”是在回忆中维系的。兰兰也有“盼头”，她虽然信命但又不服这个命，她要找一个“盼头”，不能白活一场。而月儿开始有一个虚假的“盼头”——进城，后来得了一场疾病得到了这样的摧毁。这些特别美丽的女性毁灭，尤其是她们的“盼头”的强韧又不能实现带来的悲剧感，我觉得是非常有震撼力的。雪漠把灵魂的书写都集中在这些女性身上，而这些女性每个人的“盼头”又都不一样，包括兰兰的闭关修行，寻找这种宗教的支撑。实际上在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中间，女性的灵魂追求、精神追求直接把宗教引入了，对于这个我觉得非常少，尤其在乡村。其实我们知道中国乡村，不管是佛教、藏传佛教，还是基督教在基层社会中是普遍的事情，但在我们的小说中还是很少得到表现的。对兰兰修炼的过程雪漠也做了非常具体的处理，这个“盼头”不甘心，不想白活一场的意志，以及她们的灵灭构成的一种悲剧力量是非常具有穿透力的。

第二，非常有意思的是，她们都是有知识，但知识又不是很多的这些农村女性，包括猛子这样的青年男性，他们身上的这样一种文化特征非常有意思，使它初步有了一种总体意识，或者初步有了一种精神自觉。但是它又不是知识分子化的那种精神存在的方式。如果一个字不识，就像老顺，不信这一套，就认为种地、打粮食是最实在的，别的都是玩虚的，他不信这个东西。或者像猛子妈妈一样很功利化地对待宗教，没有把宗教的需求当成一种精神需求，这又是一种类型。但年轻的这一代多少有点文化，文化层次又不是很高，这批人她灵魂需求，灵魂的苦闷在现代长篇小说中是过去重视是不够的，是具有新意的。

第三，我好注意到，当然处理地好不好另外说。这些外来的文化意象开始走入了中国的乡村生活。比如小说里有两个典型的例子，一个就是魂断蓝桥，还有双福女人给猛子讲西西弗的故事，这可能是雪漠自己的一种偏爱加给了人物。但这里面还有一个信息，这些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乡村青年，他们已经开始与西方文化有了一些交流，而且这些意象也进入了他们的心里生活，或是精神生活。那么这些文化构成就有了一些张力，这种张力也许在小说里面表现地不是那么充分，但是已经有了这样的迹象，也是比较有意思。老顺的悲剧与完全城市人命运的悲剧，和这些有些知识但还没有城市化的这么一些乡村青年，他们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经历这样的灵魂的痛苦，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在这个时刻，雪漠抓住了这么一些人，写了这样一批人，可以说他对现实主义文学是一种化用。文学一些基本的陈规他还是遵循的，但因为他强调灵魂书写，所以他化用了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些东西。比如两个人在沙漠里完全可以用写实的层面来解读，也可以在象征意义上来解读，这里面结构和成分相对来说也是很复杂的。总而言之还是祝福雪漠，经过这么多年的磨砺，还是拿出了非常有分量的，在当代文化氛围里还是很有冲击力的，非常值得关注的这样一部作品。谢谢！

——在上海复旦大学《白虎关》研讨会上的发言

——发表《文艺争鸣》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