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精神对中国作家的心灵铸造

　　屈原以其25篇经典诗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着伟大灵魂的“奠基性”作家。南朝梁代刘勰在《文心雕龙·辩骚》中称赞屈原对后世作家的影响说：“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教上》谈到后代作家对屈原的接受时说：“文人情深于《诗》《骚》，古今一也。”自屈原之后，中国作家常常不约而同地以屈原及其作品为标杆，定位自己的人生与写作。唐代“诗圣”杜甫道“窃攀屈宋宜方驾”，“诗仙”李白赞“屈平辞赋悬日月”，宋代文豪苏轼企慕“要伴骚人餐落英”，南渡词人刘克庄仰慕“灵均(屈原)标致高如许”，鲁迅写下“一枝清采妥湘灵，九畹贞风慰独醒”，台湾诗人余光中说要做屈原的传人。古往今来，中国伟大的作家无不为屈原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和正直高洁的人品所折服。屈原标示了人类精神可以达到的强度和高度。

　　“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屈原对中国作家在民族精神方面的影响，集中体现为对中国作家爱国心和自爱心的培育。朱熹说：“屈原之心，其为忠清洁白。”屈原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成为激励后代中国作家的强大精神动力；屈原高洁自爱的人格精神，成为后代中国作家孜孜以求、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

　　从史传文学大师司马迁开始，屈原忠君爱国的精神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肩负国家民族使命的中国作家。面对楚国不振，屈原在《离骚》中忧心忡忡地写道：“数惟荪之多怒兮，伤余心之忧忧。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在国君与人民之间，屈原处于进退两忧的情景：每当想到好发怒的君王，真让屈原伤心痛苦够了。本想无所顾及，一走了之，但看到处在煎熬中的楚国人民便又止住了。进忧国，退忧民，这是屈原不能离开楚国的根本原因，展现了屈原作为中国第一个具有伟大“灵魂”作家的核心价值。屈原沉江两百多年后，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曾深婉地说屈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屈原殉国两千多年后，郭沫若在《屈原考》中鲜明地指出，屈原把所有的血泪涂成了伟大的诗篇，把自己的生命殉了祖国，与国家共存亡，这是我们所以崇拜屈原的原因，也是屈原所以伟大的原因。

　　正是屈原爱国精神的感召，每当中国处于动乱时期，中国作家往往通过诠释屈原作品来寄托自己忠君爱国的怀抱。东汉后期的王逸与明末清初的王夫之，不仅分别拟作《九思》与《九昭》抒写忠君爱国，而且通过完成《楚辞章句》与《楚辞通释》等学术经典来寄托各自以屈原为榜样维护正义、忠信君国的信念。在唐代，屈原的爱国心铸造了唐代诗人心灵的高致，李白、杜甫、李贺、皮日休、蒋防、柳宗元、罗隐等唐代诗人在诗歌中都充分肯定了屈原在不忍离开故都又不忍看着邦国覆坠情况下以死殉国的爱国心。南宋文人宰相文天祥更将屈原的爱国心化为自己的爱国行动，他化用屈原名句“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意境，撰写诗句“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表达自己忠诚为国、至死不渝的追求。

　　作为爱国诗人，屈原在抗日战争国难当头对中国作家心灵的影响得以前所未有的激活。1941年，在重庆的一次诗歌座谈会上，诗人方殷提出倡议，郭沫若、老舍、严辰、高兰等诗人、作家发起组织，决定每年屈原祭日为中国“诗人节”。 1941年5月30日，老舍、郭沫若、闻一多、郁达夫、胡风等53位知名作家署名的《诗人节宣言》提出效法屈原，使诗歌成为民族的呼声：“眼看明媚的山河被敌人蹂躏，横行霸道的奸臣向敌人献媚，屈原唱出了鼓奋无数战士为摧毁强暴而崛起的强壮的歌。我们决定诗人节，是要效法屈原的精神，是要使诗歌成为民族的呼声……诅咒侵略，讴歌创造，赞扬真理。” 1942年1月，郭沫若满怀抗日救国的激情，将历史上屈原爱国抗秦与现实中中国抗日斗争结合起来，创作了历史剧《屈原》，将两千年前的爱国诗人屈原复活到抗战时代的激流中，激励着一切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从史剧中汲取力量，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中。

　　与对中国作家爱国心培育密切相关的是屈原对中国作家 “自爱心”的铸造。西汉辞赋大家杨雄在《法言·君子》中说：“人必其自爱也，而后人爱诸；人必其自敬也，而后人敬诸。”自爱自尊这是中国君子的修身基础。一个人只有先有自爱心，才有爱国心；没有自爱心，就没有爱国心。从古至今，贤达国人往往将“自爱”与“爱国”紧密相连，认为只有先修好身，才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功。在这方面，屈原及其作品为后代中国作家做了最好的注脚。在屈原作品中，屈原常常提到自己“好修”的心理：“余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即使先天秉性高洁，也不忘加强后天的修养，这成为屈原终身追求的人生境界。屈原常常提到“前圣”的“自爱心”，他要求自己“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又说“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在政治理想受到挫折、得不到楚国君臣和世人的理解时，屈原仍然坚持对高洁品行的追求：“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 在世道浑浊中，屈原仍要求自己保持清醒清洁，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即使在受到严重政治打击被流放他乡，屈原仍然坚持秉承天地“精神”的修养理想，甚至以死保持自己的高洁：“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

　　屈原精神中最先被中国作家感动的，正是这种“好修自爱于浑浊之世道”的自爱心人格。西汉淮南王刘安在《离骚传》称赞屈原：“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在刘安看来，正是屈原高洁的自爱心才使屈原精神“与日月争光”。在政治黑暗的魏晋时期，魏晋作家则读《楚辞》以寄清高、为贤士。唐代宰相诗人张九龄被奸臣挤压，贬谪江陵，以《感遇》(江南有丹橘)一首表白自己坚贞清洁的气节：“自有岁寒心”，后人评价此诗深得屈骚之旨。自信的北宋大文豪苏轼曾自叹，古今文人惟有屈原的人品境界难以企及。南宋爱国作家辛弃疾、陆游、李纲、张孝祥等常在诗词中引用屈原诗篇《离骚》《渔父》《九歌》《九章》中的诗句，效法屈原为人，表现自己芬芳高洁、不跟主和派同流合污的精神。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高度称赞屈原伟大的人格对其伟大的文章的影响时说：“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有之也。”

　　20世纪中国作家的典范鲁迅，更是自觉地吸取屈原自爱心与爱国心的精神滋养，化为自己为文为人的指南。鲁迅青年时期留学日本时，即化用屈原诗句“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来明志：“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五四”退潮后，鲁迅处于人生的彷徨时期，仍然将屈原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作为其小说集《彷徨》的题辞。20世纪30年代，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对左翼文人的文化“围剿”，在血雨腥风的黑暗势力面前，鲁迅总是大义凛然，刚正不阿，真正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成为革命时代中国作家的典范，民族的“国魂”。

　　时至今日，伴随以纪念屈原精神为核心元素的中国端午节民俗文化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平时代的屈原精神更深刻地呼唤，处于物欲横流时代下的中国作家人格精神的高扬与重建。当代台湾诗人余光中在“端午祭屈原”活动中赋诗一首《汨罗江神》，高呼“两千年后，你仍然待救吗？不，你已成江神，不再是水鬼，待救的是岸上沦落的我们。”余光中在诗歌中指出，“百舸争渡，追踪你的英烈，要找回失传已久的清芬。旗号纷纷，追你的不仅是三湘的子弟，九洲的选手，不仅是李白与苏轼的后人，更有惠特曼与雪莱的子孙。”屈原的自爱精神遗产不仅是中国作家，还是世界作家和全世界人民追求的宝贵精神财富。

　　唐代王茂元在修建秭归屈原祠时说屈原“其忠可以激俗，其清可以厉贪”。的确，从司马迁到鲁迅，再到余光中，中国作家一路凭吊屈原，吟咏屈原，或者引用、化用屈原的诗句，甚或认为自己就是“屈原”，他们汲取着屈原身上所体现的优秀民族精神，完成着对自己心灵的铸造——爱国与自爱，形成中国作家忠贞爱国、好修自爱、求索执著、崇尚精神不朽的民族精神。

　　在近代民族精神复兴讨论中，梁启超先生曾说，铸造“国魂”的要素在于“爱国心”与“自爱心”。由此亦可印证，屈原精神之忠贞爱国、好修自爱所铸造的中国作家灵魂之所在，不就是中国的国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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