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是卡夫卡的先行者，但卡夫卡跟随这位先行者，却走出了完全只属于自己的路。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当今世界影响最大的俄国作家，也是被研究得最多的作家。卡夫卡则是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被誉为欧洲文坛的“怪才”，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宗师和探险者。卡夫卡的思想和创作明显地受到过陀

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卡夫卡甚至明确表示：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某种血亲关系。因此，梳理他们二人之间的影响关系，辨析他们思想和创作的异同，应当是十分有意义的课题。这不仅可以使我们从另一角度来重新认识和理解卡夫卡，而且对于我们确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价值，也是颇有裨益的。

　　在现存的卡夫卡的文稿中，卡夫卡第一次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1913年7月21日。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特别的思想方法。感觉上的渗透。一切都是作为思想去感受的，即使是最难以理解的情感也是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多月后，1913年9月2日，卡夫卡在给菲莉斯的信中写道：“在我认为与我有血亲关系的四人──格里尔帕策，陀思妥耶夫斯基，克莱斯特，福楼拜中间，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结了婚，并且，也许只有克莱斯特才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他由于受内外危机的驱迫，在万湖边开枪自杀。”1914年3月15日，卡夫卡在日记中又一次提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棺材后面，大学生们想负担起他的枷锁。”1914年6月12日，卡夫卡在日记中引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一位女画家的信”。1914年11月1日，卡夫卡又在日记中写道：“在考泰克的绿草地上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防卫文字。”在其他地方，卡夫卡也曾多次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1916年为了弥补妹妹奥特拉受教育的不足，卡夫卡“尽自己的最大能力向她讲解和介绍歌德、叔本华、汉姆生、柏拉图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后，当他谈到年轻的朋友克罗普斯托克医生时，卡夫卡说，他“很有志气，聪明，也很爱文学，外表粗鲁，很像韦尔弗，天生一副医生气质，反犹太复国主义，耶稣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他的领袖”。大约在1920年年初，卡夫卡在给女友密伦娜写信后不久，就长篇大论地谈论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您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篇成功的短篇小说吗？这是个归纳了很多道理的故事（即《穷人》发表过程的故事———笔者注），我在此引用它，仅仅因为引用一个伟大人物的故事能使人快乐，而一个发生在周围的、甚至更近处的故事往往可以具有同样的意义。”当然，卡夫卡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重要一段文字可能要数下面这段话：

　　马克斯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由是 他让精神病人出现得太多了。这完全是错误的。病症无非是一种刻画性格的手段，而且是一种非常细腻、非常有用的手段……。陀思妥耶夫斯基刻画性格的意义就好比朋友间说骂人的话。如果他们相互说“你是个笨蛋”，他们并不是说，对方就真的是一个笨蛋……。例如卡拉马佐夫的父亲就绝对不是一个傻瓜，而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几乎与伊凡势均力敌的、真正凶恶之人，而且不管怎么说，要比那些没有被叙述者抨击过的、在他面前如此崇高的地主外甥们聪敏得多。

　　这段话表明，卡夫卡不但熟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和《白痴》等小说，而且，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变态人物，以及他的独特表现手法均情有独钟，赞赏有加。众所周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小说中塑造了一批病态的小人物形象，这些形象并不能为当时一般的读者所理解，即便是像别林斯基这样重要的文艺批评家，对此也多有微词。卡夫卡的朋友马克斯亦未能超越他的时代，也应当在情理之中。但卡夫卡却不以为然，他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辩护，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说到底，卡夫卡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辩护其实也就是对他自己创作的独特性的辩护。

　　各种迹象表明，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卡夫卡经常阅读的外国作家之一。卡夫卡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也非常熟悉，他肯定阅读过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材料。的确，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夫卡心中的地位非同寻常。卡夫卡虽然也多次恋爱，并曾经三次订婚，但最终他选择了单身生活。这里，唯一结了婚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仍然能够被卡夫卡引以为精神先驱，说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夫卡心中的确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和意义。记得卡夫卡的朋友布罗德结婚后，卡夫卡有一阵子几乎和他断绝了往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

　　就卡夫卡的创作而言，他的作品似乎弥漫着一种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或“死屋”的气息，而他笔下的“弱的形象”也颇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小人物”的精神和特征，至于他的怀疑、迷惘、焦虑和探索等等，我们也都能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找到某种精神渊源。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人物形象中有一类为变态的小人物，这一类形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形象长廊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卡夫卡笔下的人物则被评论家概括为“防守型的弱者”，“被抛入世界的小人物”，他们“一般都是正直、善良的劳动者，对社会黑暗有不平，有怨怒，但他们的致命弱点是屈辱退让，逆来顺受，对强者、对黑暗势力的袭击或欺凌缺乏自卫能力”。虽然都是小人物、弱者，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人物在外部世界的压力面前走向内心分裂、精神变态；而卡夫卡的人物则走向变形，并多半变成小动物。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小说《地下室手记》中塑造了一个著名的“地下人”形象，这个“地下人”这样自我表白：

　　现在，先生们，我想对你们讲一讲我为什么甚至连虫豸都没有做成的道理。我只管讲我的，你们愿意听也罢，不愿意听也罢。我要庄严地告诉你们，我曾多次地想做虫豸。可是甚至连这一点我也做不到。我向你们赌咒，先生们，过多的感觉，那是一种病，是真正的、十足的病。

　　然而，到了卡夫卡那里，无论是《变形记》里主人公格里高尔，还是地洞里的主人公——那个不知名的小动物，它们都真的变成了虫豸，或者变成了“具有强烈感觉的老鼠”了。这样，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卡夫卡，他们的主人公便从外部世界走进了内心世界，从“地下室”走进了“地洞”。但不同的是，“地下人”渴望走出地下室；“地洞”的主人公则希望永远留在地洞里。

　　总之，陀思妥耶夫斯基总觉得自己是个病人，因此他特别关注对病人进行精神分析；卡夫卡觉得自己是个弱者，因此他希望呈现弱者内心世界的真实图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像他的主人公一样在地下室写作，但他渴望从地下室走向“活生生”的世界；卡夫卡则试图逃避“活生生”的世界，一头扎进“地洞”将自己永远封闭起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欢拷问灵魂，并且残酷到了冷静的程度；卡夫卡面对人间的巨大灾变则总是不动声色，似乎是冷静到了残酷的程度。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是卡夫卡的先行者，但卡夫卡跟随这位先行者，却走出了完全只属于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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